林语堂所运用的译创手段之丰富、之多样，本身就形成了一个译创手段系统，具有独特又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个系统以直观图表的形式可以作如下总结（如图4-1）。

图4-1　林语堂英文译创手段概览

从上图可以看出，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的第一个贡献在于多样性。从宏观上两个视角下的手段到微观上具体的译创方法，林语堂使用的各种译创手段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的系统。而且，在这个系统内部，各种译创手段是彼此关联、交叉运用的，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译创文本里。这种多样性在译创实践活动里是很少见的，也正是通过种种译创手段的运用，林语堂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个人重构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改变他者眼中的文化定型和偏见，同时也在构建中国文化的自我形象。

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在于首创性，这种首创价值首先体现在正文本层面。许多中国英语词汇很可能是林语堂首创的，如守宫shoukung、冰糖葫芦pingtanghulu、洗笔sipi、射覆shehfu等。以度量单位“亩”和“里”的翻译为例，据张南峰（2015：90）的考证，20世纪40年代“亩”被同化译成“acre”，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音译的“mou”，“里”在20世纪四十五年代均被同化译成“miles”，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音译的“li”。而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浮生六记》英译本里，就已经将“亩”和“里”分别音译为“mow”和“li”了（Lin，1939b：55-57）。限于篇幅，本书不能就林语堂首创的中国英语词汇一一进行考证，但笔者意在指出的是，林语堂对词语的译创主要以音译和直译为主，也就是说他向西方输出了大量的中国英语，是中国英语的先行者，即使在70年后的今天也是具有重要的文化贡献和价值的。

其次，林语堂的首创性还体现在：每个译创文本都是各种译创手段的交叉运用；每种译创手段之下，又运用了更为具体的各种译创方法。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看到自译、改编、仿作等翻译策略；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看到副文本、引用、暗示、戏拟等文学手法。可以说，正是“翻译+写作”这种独特的译创形式使得各种手段皆成可能，统一于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文本之下；同时，译创手段的多样性又反过来丰富了译创理论，为以后的译创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模范样本。

最后，文化视角下的首创性体现在对话式译创手段上。从文化输出的角度来说，翻译的目的是要本族文化在异族文化中产生影响，试图呈现一个真实的我者形象，而只有译文得到西方读者的接受，本族文化才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因此，传统译者总是在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之间游走，关于哪种策略更适合的争论也一直存在。林语堂的对话手段则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单一思路，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范例。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观照，这种对话手段相当于林语堂译创思想里的解释式翻译和评论式翻译，除了翻译文学原文本和文化元文本之外，在解释和评论处引入异族文化，由此，文本中始终强调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同时又以中国文化为主旋律，翻译和写作融为一体。

除了多样性和首创性之外，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的另一贡献在于巧妙性。此前中国文化外译存在的矛盾之处是，如果译者母语是目的语，往往倾向于采取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接受的策略；如果译者母语是汉语，出于民族情感和文化责任感，往往倾向于采取保留源语文化的策略，霍克斯（David Hawkes）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两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一个例子。林语堂译创手段上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既完成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这一译创动机，又达到了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本这一译创效果。首先，词语的译创以音译和直译为主，输出了大量的文化专项词，句子的译创则遵从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和规范做出适当调整，将原句的意义忠实地再现出来。二者结合所形成的语言杂合效果，既展现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又拓展了目的语的语言表现力。对于读者来说，既感受到地道的中国文化情调，又不会因为过度的“翻译腔”产生阅读疲劳。风格的译创通过雅健的英文和冗余信息的添加传递中国文化的特色元素。译创这种形式使得译创者不必对原文本亦步亦趋，在写作上拥有比传统译者更大的自由，因此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还体现出林语堂一贯主张的闲适笔调，将读者视作老友与其谈天，相当于将自己放在读者立场上。从西方读者的角度来说，林语堂本来是一个文化他者，在如此转换视角之后，林语堂变成了自己人，共同来看待作为他者形象的中国文化，由此，读者在心理上对一个陌生文化的接受度会大大提高。

其次，这种巧妙性还体现在借助译创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将各种翻译和写作手段融为一体，在充分了解目的语文化下的“观念网格”和“文本网格”（conceptual and textual grids）（Bassnett&Lefevere，2001：7）之后，对源语文学原文本和文化元文本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以目的语读者可以接受的说话方式完成对中国文化的重构。林语堂的优势在于，一是作为译创者比传统译者的自由度更大，写作手法更多；二是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相对陌生，使得他们的观念网格和文本网格可接受的空间更大。换言之，林语堂不仅是在构建中国文化，也是在帮助西方读者构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

最后，这种巧妙性在文化视角下的译创手段里还表现为：一是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会建立读者信任度，培养亲密感，因为虽然主调是传播中国文化，但西方文化作为伴奏始终在场，而且这种对话并不总是显示差异，还会展示共同，并不一味地贬西褒中，而是以西衬中；二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同现代读者分享中国的古代文本，有时还要采取目的语读者的文化价值观，以文化他者的态度反观自我文化，保持和读者的相似性。正如他在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前言里所说的，“我是作为一个现代人而不仅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说话，分享现代生活；我所写的是我现代头脑中所吸收的东西，而不仅是古人的译者”（Lin，1937：x）。可以说，现代性是林语堂和西方读者所共有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文化对西方读者来说就变得不太陌生、可以理解了；三是林语堂的译创动机之一是以中国人的闲适哲学和生活智慧弥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理性主义，但他从不直白尖锐地批评西方，而是通过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对中国文化主调的宣扬，比如朴素、自然、悠闲，甚至对中国的批评如现代技术比西方落后，背后也暗含着一种逻辑，即这种落后正是因为一种悠闲、缓慢、知足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这种生活方式恰是西方人所缺失的，能够从中受益的。如此一来，林语堂并没有公然指出西方文化的问题所在，但读者已经能够从中对自我文化进行反思，对他者文化加以欣赏，这种反思不是由作者主动告知的，因而就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