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是中国哲学思想内部的对话，除此之外，林语堂还通过中西思想之间的比较来阐述中国哲学。例如：

（49）特别儒家的情形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因为儒家是“君子”与“好教养”“有礼貌”的人的宗教，而这样等于说一个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道家过分加强基督教主张的爱及温柔的教训，使许多人不敢接受。如果说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方式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却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Vol.10 1994：86-87）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onfucianism，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that a Christian cannot be a Confucianist. For Confucianism is the religion of the“gentleman，”of“good breeding”and“good manners，”and to say that would almost amount to saying that a good Christian does not believe in being a gentleman，in good manners. Taoism reinforces the Christian teachings on love and gentleness more than many people dare to admit. And if the Buddhist formula for salv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ristian one，its basic starting point，the recognition of sin and deep concern with the fact of human suffering，is akin to Christianity. （Lin，1959：65-66）

林语堂认为，儒家和道家代表了中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而佛教则是东方第三大灵性势力（the third great spiritual force in the Orient）（同上：64）。在这段话里面，林语堂让四种思想直接对话，分别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相通之处，以此来强调中国哲学思想里的优点。这段话并没有直接翻译原文，而是对各种思想的评论，反映了林语堂所主张的评论式翻译的思想。再如：

（50）另外一种研究老子之法，乃从爱默生的短文《循环论》着手，这篇文章的观点，基于道家思想，爱默生运用诗歌顿呼语“循环哲学家”之中“循环”，导出了与老子同样的思想体系。

爱默生强调：“终即始；黑夜之后必有黎明；大洋之下另有深渊。”惠施亦言：“日方中方睨。”另外，庄子也说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爱默生更谈道：“自然无定”“人亦无定”；所以，“新大陆建于旧行星的毁灭，新种族兴于祖先的腐朽。”（Vol.24 1994：15-16）

Probably the best approach to Laotse’s philosophy is through Emerson in his important essay on“Circles，”which is fundamentally Taoist. Emerson uses the apostrophe，“O circular philosopher. ”From the philosophy of“circles，”Emerson derives exactly the same consequences as Laotse. Emerson taught that“every end is a beginning；that there is always another dawn risen on mid-noon，and under every deep a lower deep opens. ”Huei Shih taught，“When the sun is at its zenith，it is setting somewhere else，”and Chuangtse wrote，“To Tao，the zenith is not high，nor the nadir low. ”Emerson taught，“There are no fixtures in nature”；“There are no fixtures to men. ”Consequently，“The new continents are built out of the ruins of the old planet；the new races fed out of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foregoing. ”（Lin，1948：27-28）

如果说“以庄释老”是从道家内部来理解老子，那么这段对话就是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从外部来理解老子。林语堂直接引用了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对于循环论的阐释，同时翻译了惠施、庄子的道家思想，两种思想穿插在一起，使读者理解到爱默生的循环论同老子的反面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都强调物极必反、周而复始的道理。而且，林语堂使用目的语文化里西方读者所熟知的思想家来作比较，无意间拉近了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

由此可见，林语堂对文化的译创是一种对话式译创。但是，笔者以为，和巴赫金复调对话不同，林语堂采取的是主调⁽³⁾对话手段，即在两种或多种思想之间有所侧重，以一种为主旋律，其他同时作为辅。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内部层面的对话里，儒家内部以孔子思想为主，孔子弟子的思想为辅；道家内部以老子思想为主，庄子思想为辅；儒释道之间道家是主旋律，儒家和佛家是伴奏。在中西文化外部层面的对话里，中国文化是主旋律，西方文化是伴奏。这既是他个人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形象的一次重构，又符合他传播中国文化的译创动机，还是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的表现，打破西方读者对于中国这个他者形象的固有定型和偏见。更为巧妙的是，通过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引用大量目的语文化里的思想、人物和事件，使西方读者不仅重新认识中国的他者形象，也重新反思自我形象，真正地达到文化融合的效果。

综上所述，林语堂的译创手段丰富多样，既展现了他作为学者型翻译家和作家多方面的才华，又显示了作为文化自译者和传播者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意识。在一个更广义的对话概念下，语言视角下的各种译创手段总体上也可视作是一种主调对话：正文本层面下对词语和句子的译创所形成的杂合特征可视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话，副文本层面下的各种译创手段可视作是同正文本之间的对话，互文本层面下的各种译创手段可视作是两种（或多种）文本之间的对话。而在这些对话中，中国语言文化始终是主旋律，西方语言文化作为伴奏在场。因此可以说，“主调对话”是林语堂在译创手段上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在这种手段下，林语堂既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个人重构和文化输出，又使作品获得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同时，他的译创活动还体现了译创理论的核心思想：翻译是一种文化创作，创作是一种文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