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考察林语堂的译创手段，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对话的方式展现中国形象，可以借用两个理论来进行观照，一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二是形象学（imagology）。巴赫金的对话理论（1998）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话者不只是文本中人物之间的对话，还有作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人物与读者多层次的对话关系；二是对话的内容不只是文本形式上的引号或文字变化，还有言外之意；三是对话的形式也更自由，不是两人或多人之间，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和思考都有内在对话性；四是对话的结构包括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大型对话是指作品结构以及人物关系结构存在潜在对话性，微型对话是指每个词句都是双声语，都是两种声音的斗争和交替，这四点便构成了一种复调对话。译创也是译创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但是译创者本身集作者和译者于一身，因此在对文学原文本和文化元文本的整个翻译过程里（从翻译选材到翻译手段）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林语堂在文化视角下的译创手段就具有大型对话的性质，即在作品结构及人物关系结构上始终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对话关系，这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和编排上。

另一方面，可以从形象学理论的角度来观照林语堂的译创手段。形象学作为学科术语是由德国学者雨果·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于1977年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主要研究文学作品、文学史以及文学评论中有关民族/国家的“他者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2007：153）。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东方学、后殖民研究的兴起，形象学又成为文化研究领域学者关注的对象，“形象”从文学范围扩展到文化范围，形象学的定义扩展为“形象学基于（但不限于）一种类型学理论，研究的是在一个既定传统或文化传播的语料库下，国家是如何被类型化、被呈现或者被讽刺的（Imagology is based on，but not limited to，the inventory and typology of how nations are typified，represented，and/or caricatured in a given tradition or corpus of cultural articulations）（Hoenselaars & Leerssen，2009：251）”。形象学理论的内涵包括：①形象学是关于文化或国家定型（cultural or national stereotypes）的理论，它的研究术语包括传统主题（topos）、庸见（commonplace）、偏见（prejudice）、定型（stereotype）、形象体（imagotype）等，基本作为同义词使用；②形象学关注两个领域，他者形象（一国文化在他国眼里的形象）和自我形象（自身文化形象），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③形象学旨在理解话语再现而不是社会再现（to understand a discourse of representation rather than a society），因此所揭示的国家形象是话语里的，而不是实证观察或事实陈述，具有主观性（Beller&Leerssen，2007：17-32）。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输出就具有这种形象学的特征，他以自我形象领域为基点，即如何在话语里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形象，同时又试图打破中国形象在西方读者、即他者头脑中的文化定型和文化偏见，重构我者形象。林语堂对中国形象的对话式译创主要体现在对哲学思想方面的译创，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展开的，即分为儒家内部、道家内部、儒家和道家之间以及中西文化之间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