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副文本层面

“副文本”这个概念是由法国文论家杰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指的是为正文本服务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材料（a certain number of verbal or other productions to ensure the text’s presence）（Genette，1997：1）。热奈特将副文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边缘副文本（peritext），包括书名、标题、前言、后记、致谢、献词、插图、注释等；另一类是外副文本（epitext），指外在于整书的、由作者或出版商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包括作者简介、作者访谈、评论文章、作者日记等（同上：5）。

在林语堂的译创文本中，对副文本的使用是非常普遍又十分灵活的，边缘副文本里既有语言材料（如前言、导言、题记、卷首语、注释、附录等），又有其他材料（如地图、绘画、照片、书法等），外副文本里既有对林语堂及其作品的简介，又有他人的评论文章。副文本的具体内容则包含了林语堂的译创思想、译创动机、译创策略、对正文及原作者的简介和评论、相关参考文献以及他人的评论文章等。

4.1.2.1　题记、献词、卷首语和说明性文字

题记指写在正文前或文章题目下面的文字，多为扼要说明著作的内容或主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2005：1341）。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a）和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里，林语堂引用了古人的一段话作为题记，在The Red Peony（1961b）里则创作了一首英文诗歌作为题记，旨在开篇点题，使读者对正文本的内容有个大致的印象。例如：

（26）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Vol.22 1994：121）

It is not truth that makes man great，but man that makes truth great.—Confucius（Lin，1937：v）

（27）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张潮（Lin，2009d：456）

Only those who take leisurely wha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busy about can be busy about wha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ake leisurely.—Chang Ch’ao（Lin，1937：v）

例（26）中以孔子的这段话作为题记，读者会感觉这本书要讲一些哲学、真理、思想等方面的东西，接着再看到例（27）中张潮的这段话，又会觉得这种讲述不会太深奥和枯燥，属于闲适哲学的范畴。这样一来，读者从题记中便可以对这本书的主旨和笔调作出大致判断，方便进一步地阅读。

在Moment in Peking（1939a）里，林语堂采用了献词和卷首语的方式嵌入副文本。该书写于1938~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在献词里将这本书献给英勇作战的士兵们，既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可以唤起西方读者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卷名分别为“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道家女儿）、“Tragedy in the Garden”（庭园悲剧）和“The Song of Autumn”（秋季歌声），卷首语皆出自《庄子》。卷首语和卷名有着呼应的关系，同时预示着正文本的内容，例如下卷卷首语：

（28）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Vol.2 1994：210）

Therefore all things are one. What we love is the mystery of life. What we hate is corruption in death. But the corruptible in its turn becomes mysterious life，and this mysterious life once more becomes corruptible. —From“The Northern Travels of Knowledge”by Chuangtse. （Lin，1939a：562）

庄子的这段话讲的是“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的生死循环之道，而下卷“The Song of Autumn”正是以此为宗旨，描写战争，也即是描写旧中国的衰亡，新中国的诞生。林语堂翻译庄子的话作为卷首语，既昭示着全书主旨和文本内容，又提醒读者注意贯穿全书的道家思想。

此外，对于一些会给西方读者造成阅读困难的地方，或者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林语堂还提供了一些说明性的文字或列表。比如，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a）、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Moment in Peking（1939a）、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和The Wisdom of Laotse（1948）这些作品里，林语堂详细解释了中国人名的发音问题（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names），包括元音、双元音、声母、韵母、送气音、不送气音如何发音，并以英语中发音相似的单词来举例说明。由于这些文本中涉及的人物众多，而且林语堂对中国人名基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以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人名的发音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既能够准确读出文化名人的名字，又有助于通过发音帮助记忆书中人物，不致引起混淆。再如，Moment in Peking（1939a）一书中出场人物达90多个，人物关系复杂，因此林语堂在正文前列出了一张三大家族人物关系表（Lin，1939a：ⅶ），帮助读者理清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这张表后，林语堂特地对中国的称谓语作了说明，像叔伯舅、婶姑姨之类的称谓语对西方读者来说是无法区分开的，因此这种说明性文字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家族系统。

4.1.2.2　前言、导言和导读

林语堂大部分译创文本中都有前言（preface）或导言（introduction），是他使用较多的副文本。前言通常比较短，主要说明他的译创动机和内容简介。比如，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的译创动机是出于私人证词（personal testimony），旨在讲述个人的思想和生活的经验（Lin，1937：ⅶ）。From Pagan to Christian（《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1959）主要记载林语堂在信仰上的探索、怀疑和困惑，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邂逅，以及对先哲的思想和教诲的探求（Lin，1959：13）。

对于一些较难理解的古代哲学和文学著作的译创文本，林语堂撰写了篇幅较长的导言，通常包括该书主要思想、人物介绍、参考来源、写作计划、译创方法等方面。例如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的导言里，林语堂首先从五个方面介绍孔子思想的特点，包括对一些术语如“礼”“仁”“士”的阐述。其次是介绍孔子的品格，林语堂从儒家著作里摘录出若干描述孔子品格的文字，将其从高高在上的圣人还原为真实风趣的、具有艺术气质的、学识渊博的人。再次是表明该书的取材与写作计划，解释了古文本和今文本的差异，并制作了一张表格，简要介绍了四书五经包含的内容。最后是说明该书的译创方法，林语堂认为解释式翻译是译创古代哲学文本最好的方法，同时还用到了一词多义和文中注释的方法。这个导言多达上万字，超过30页的篇幅，目的是尽力清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障碍。

在这些文本的正文部分，林语堂还在每一章或每篇文章前撰写了导读性的文字。比如，“Curly-Beard”（《虬髯客传》）这篇文章前的导读：

（29）本篇为唐代通俗故事，人物描写深刻，对白明快，脍炙人口。作者料系杜光庭（纪元后850~933年）。杜为一杰出之道士，著述甚丰。本篇载于《太平广记》，为第193篇，但仍有其他版本，文字小异，或称作者为张说。稗史中多有描写李靖故事，本书中“龙宫一夜宿”亦记李靖布衣时事。太原店中若干细节系本人增入者。（Vol.6 1994：1）

This is a favourite Tang story，distinguished by sharp characterization and dialogue. It was most probably written by Tu Kwang-t’ing（A. D. 850~933），a highly distinguished Taoist himselfand an author of many works. It forms No. 193 of the T’aip’ing Kwangchi，but slightly varying texts exist，some of which ascribe it to one Chang Yueh. Legendary tales had grown up around the figure Li Tsing，who is also the hero in“A Lodging for the Night. ”There were two dramatizations of the story. I have supplied some details in the part at the Taiyuan inn. （Lin，2009b：4）

在这篇导读性的文字里，林语堂介绍了原作来源、作品特点、作者简介、译者评论以及翻译同原文的出入之处，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对文章有个整体认识，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篇翻译批评，体现了林语堂“评论式翻译”的译创思想。

4.1.2.3　标题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林语堂还通过添加章节标题的方式来引导读者。比如，在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一书里，林语堂分六个部分介绍中国的智慧，第一部分标题是“Chinese Mysticism”（中国的神秘主义），译创老子和庄子的作品。第二部分标题是“Chinese Democracy”（中国的民主），译创《尚书》及孟子和墨子的思想。第三部分标题是“The Middle Way”（中庸），译创孔子和子思的中庸思想。第四部分标题是“Chinese Poetry”（中国诗歌），译创古代的抒情诗。第五部分标题是“Sketches of Chinese Life”（中国人生活随笔），包括几篇古代故事和《浮生六记》的英译。第六部分是“Chinese Wit and Wisdom”（中国人的机智和智慧），包括古代寓言、家书、谚语和鲁迅语录。可以看出，这种编排方式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

再如，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1960）一书共译创了107篇小品文，林语堂按照文章主题分别归入15个标题下，包括“Human Life”（人生）、“Love and Death”（长恨）、“The Seasons”（四季）、“Nature”（山水）、“Human Adjustments”（处世）等。更为难得的是，文中的每个英文标题都对应着林语堂手书的汉字，正文后还附有林语堂手书的文章题目和作者名的汉字，让西方读者充分领略异域语言的风采。值得注意的是，标题的汉字和英文并不是完全直译的，如果单看中文标题会以为是一本地道的中文著作，足见林语堂在两种语言之间自由游走的功力。

4.1.2.4　注释

添加注释（包括夹注和脚注）也是林语堂常用的一种译创手段。注释可以表达译创者对原文本内容的说明和解读，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重构中国文化。夹注主要是对文化专项词的解释，笔者在4.1.1.1词语的译创里已经分析过，此处不赘言。脚注除了对文化词语的解释之外，还有译创者的评论和补充。例如：

（30）在八大家中，有六位在本书中是重要人物。除了“三苏”以外，其余三位是王安石、欧阳修和曾巩。（Lin，1947：14，笔者译）

Of these eight masters，six are important figures in this book. Besides the“Three Sus，”the other three are Wang Anshih，Ouyang Shiu，and Tseng Kung. （同上）

例（30）中这个脚注是针对正文中“苏东坡父子三人占据唐宋八大散文家三席之地”（同上）这句话而添加的，意在使读者了解宋朝的六大散文家，补充相关背景知识。再如：

（31）正文：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Vol.22 1994：176）

The music begins with the civil dance movements and ends with the military dance movements，and there is a continuity of movem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while the measure of the classical music prevents or checks the dancers who are inclined to go too fast.（Lin，1938：263-264）

脚注：这句话可能有两种理解。另一种理解是用“击鼓”代替文中的“文步”，用“鸣钹”代替文中的“武步”，用“土鼓调时”代替文中的“治乱以相”。（同上，笔者译）

There is some ambiguity in the text here. One interpretation gives“the drum”instead of“the civil dance movements，”“the cymbals”instead of“the military dance movements，”and“keeps the time with the clay drum”instead of“continuity of movem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同上）

例（31）中这个脚注是有关魏文侯和子夏讨论古乐演奏的一段对话里，针对正文里的这句话而添加的评论。林语堂认为这句话本身有些歧义，可以有两种解释。在译文里译者只能选取其中一种，但林语堂使用脚注的方式将另一种理解也告知读者，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型翻译家的严谨。有趣的是，在张振玉翻译的《孔子的智慧》的中译本里，采用的正是另一种理解，即“开始时击鼓，收场时鸣钟。用‘相’调节收场，用‘雅’调节快速动作”（Vol.22 1994：176）。

4.1.2.5　附录

林语堂在附录里主要提供三种信息，一是为想要进一步了解文本相关知识的读者提供参考文献，二是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补充一些文化信息，三是索引，按英文字母顺序列出文本中的主要词语。例如，在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1947）和Imperial Peking：Seven Centuries of China（《辉煌的北京：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1961a）的附录里，林语堂都列出了相关的参考文献，前者的文献书目达到124种之多，可见他治学之严谨。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a）、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1947）和From Pagan to Christian（1959）这些文本的附录里，林语堂都给出了主要词语的索引，方便读者翻阅。再如，在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一书里，附录一详细介绍了书中出现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名字，包括他们的姓名（name and surname）、笔名（literary name）、号（fancy name）以及生卒年（dates），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古代人可能会有几个名字。在附录二里，林语堂列出81个表达美学概念的汉字，同时将汉字也附在旁边，并逐一进行阐释。这些汉字包括“韵”“姿”“雅”“骚”“逸”“情”“意”“趣”等，举“趣”字一例说明：

（32）趣：有趣的，有滋味的，或使人关注的品质。一个场景或是一个人，拥有或缺少这种“趣”。“趣”特别代表一种艺术享受，如饮茶或观云。俗人是无法理解“趣”的。（Lin，1937：435，笔者译）

趣ch’ü：interesting，having flavor，the quality of being interesting to look at. A scene or a man possesses or lacks this ch’ü. In particular，ch’ü denotes an artistic pleasure，like drinking tea，or watching clouds. A vulgar person is not supposed to“understand ch’ü. ”（同上）

林语堂认为，表达审美概念的汉字由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很难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因此有必要进行详细解释，同时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本中所讲述的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同上：430）。

4.1.2.6　地图、图画、照片和书法

除了上述语言材料的运用之外，林语堂还使用地图、图画、照片、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形象地展示中国文化。例如，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一书里有一幅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的中国地图。Imperial Peking：Seven Centuries of China（1961a）一书里，林语堂插入了120多幅珍贵的图画和照片，几乎每隔一页就是一张，内容包括城市、皇宫、寺庙、佛塔、雕塑、绘画、服饰、民众生活等各种风土人情的展示，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对西方读者而言，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关于北京文化的百科全书，让人大开眼界，获得一种感官上的满足与愉悦。再如，在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1947）里，有几幅中国名画和书法作品。一幅是苏东坡好友北宋白描大师李龙眠画的苏东坡画像，苏东坡身坐岩石，手执藤杖斜横于膝上，神态怡然，似在思考万物盛衰之理。还有一幅也是李龙眠画、米芾题词的名画《西园雅集图》，画里描绘苏东坡、米芾、李龙眠、东坡弟弟苏子由以及苏门四学士等共16人，在驸马王诜的庭园之中聚会的情景，这也是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此外，林语堂还插入了苏东坡画的竹子和他的书法作品，以及明代擅长仕女图的画家仇英的两幅名画。透过这些名画和书法作品，西方读者不仅对苏东坡的形象了然于心，同时也欣赏到中国的国画和书法艺术，提升了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力。

4.1.2.7　作者简介、作品信息和评论文章

在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作品里，除了他本人提供的各种边缘副文本之外，还有出版商提供的各种外副文本。比如，在每部译创文本的封内页里，都列有林语堂其他作品的清单，在From Pagan to Christian（1959）和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1960）的封底页还有林语堂的个人简介，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a）和With Love and Irony（1940）里赛珍珠专门撰写了书评作为推荐。以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封内页里所列的林语堂作品清单为例：

（33）In English（except the last five titles，the following are published in Shanghai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Reading in Modern Journalistic Prose

The Little Critic：First Series（1930—1932）

The Little Critic：Second Series（1933—1935）

Confucius Saw Nancy（A Drama）and Essays about Nothing

A Nun of 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

Kaiming English Books

Kaiming English Grammar Based on Notional Categories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John Day）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John Day）

In Chinese

Philological Essays（Yüyenhsüeh Lunts’ung）

Skirmishes（Chienfuchi）

The Lone Wayfarer（Tahuangchi）

It Seems to Me（Woti Hua），2 vols.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是林语堂在美出版的第三本书，虽然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a）很受欢迎，但在美国文坛，林语堂还是一个新人，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林语堂才开始写作。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林语堂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十多部中英文作品，既有创作又有翻译，既有杂文又有剧本，既有语言学专著又有新闻学著作，还有两部英语语法书。西方读者即使没有读过这些书，也能看出林语堂是一个学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双语作者、译者和语言学者，这份清单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作用。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各种副文本因素在林语堂的译创活动中都有不同的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副文本为正文本制造一种氛围和指南，参与和丰富了正文本的生产。其次，由于大部分副文本位于正文本之前，所以直接影响和引导着读者对正文本的接受。再次，副文本还是译创者自我再现的明显标志，正如土耳其学者塔希尔-居尔萨格拉（Sehnaz Tahir-Gurcaglar）所言，副文本因素可能在正文本生成之前就形成了，不仅引导着读者对正文本的接受，也引导着正文本的翻译和写作过程（paratextual elements may be formed before the texts themselves，and guide not only their reception but also their translation/writing）（Tahir-Gurcaglar，2007：58）。最后，出版商可以通过使用副文本为作品或作者间接塑造一种文化形象，作为一种营销手段，以争取更多的读者和更好的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