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译创动机上，林语堂的贡献和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不仅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更难得的是，他处于两种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文化之间，而能够主动打破这种权力关系，具有一种自觉的文化与历史责任感。即使在海外多年，却始终以中国人的身份关注着中国问题，正如赖勤芳所言：“对外讲中实质上代表了林语堂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它应与纯粹的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区别”（2013：18）。另一方面，阐释者在与“讲述话语的年代”和“话语讲述的年代”展开双向辩证对话时，总会体现出自己的声音和价值观，不作判断的写作是不可能的（张进，2004：295-296）。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更强调对中国文化进行个人视角的解读，这是他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带给西方读者一个不同的中国文化面貌。

其次，在译创内容上，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林语堂在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一书中的第二章，首次把孔子的传记译成英文，这是孔子最早的传记，也是唯一的传记。此前，外国传教士和辜鸿铭都曾将儒家思想介绍给西方，但是却从未有人翻译过孔子个人的传记，林语堂的翻译行为可谓填补了学术空白。更重要的是，这个传记是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翻译的。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家之祖，也是散文大家，而且距孔子的时代相对较近。他曾访问孔子故乡，与当地熟知孔子轶事的父老交谈，因此，他的传记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孔子生活的真实面貌，不会因为提倡儒道尊孔而心存偏见（Lin，1938：54）。可见，林语堂的这个译文是具有重大学术贡献的，而且也可以看出他对孔子的个性化重构也是建立在充分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的。

另一些重大贡献在于，林语堂的几部著作都被选为学术参考书或大学教科书，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据余英时的记载，林语堂两部英文著作都对美国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即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1947）和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中国新闻舆论史》）（1936a）（2006：465-466）。前者在汉学界的生命力是所有林语堂著作中最为旺盛的，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有关苏东坡的专著中，这本书还是必备的参考书之一。它是一部最生动有趣的传记，这是今天的西方专家依然承认的。1978年日本的宋诗专家合山究将此书译成日文《苏东坡》，并详加注释，更增加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还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今天还有可以借鉴之处，因为仍然没有一部英文通论能取代它。另外，林语堂本人曾撰文说过，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被列为美国大学课本或参考书，风行30年不懈，这本书对于美国大学生认识佛经是有指导作用的（Vol.16 1994：348）。国外对佛经翻译和研究的丛书很多，而林语堂以一个中国人书写异国文化还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除此之外，如前文3.2.2所述，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中的非主流作品的译创，不仅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文化，同时又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构成了双向挑战。正如李勇所言，林语堂的工作不只是介绍中国文化那么简单，那些批评他译介不够全面和精粹的人也不懂得他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是英文好，也不是投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猎奇心理之所好，而是找到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合处（2005：237）。

最后，在译创思想上，刘靖之评价林语堂说：“林语堂将严复的翻译理论传承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严复和林语堂所讨论过的范畴，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2009：954）。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具体来说，林语堂在译创思想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林语堂是将克罗齐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在他翻译的《新的文评》（1930b）一书中，节译了克罗齐《美学：表现的科学》的二十四节，涵盖了他的表现主义美学思想和翻译思想。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翻译克罗齐的作品，此后，傅东华于1935年译出《美学原论》全文，朱光潜于1947年译出《美学原理》全文。因此，林语堂对克罗齐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且，林语堂的译创美学思想也深受克罗齐表现主义的影响，如他“翻译是创作”的思想就直接来源于此。

第二，林语堂的美学思想提出文字“五美”：声音、意义、传神、文体和形式，虽不能全部译出，但译者要尽可能传达。在此之前，鲁迅曾在1926年编的《中国文学史略》⁽⁵⁾讲义里提出过文章“三美”：意美、音美和形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958：3）。林语堂又增加了传神和文体二美，将翻译美学思想进一步向前拓展，尤其是对于文体问题的重视，是具有前瞻性的。

第三，林语堂的译创思想在语言学上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直译和意译的名称不妥，而从语言学角度提出了字译和句译的观点，这是具有创新性的。他提出的“字神”说，是从情感色彩上来理解字的暗示力和感染力，这是他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林语堂提倡音译，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也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早在唐朝时玄奘便提出了“五不翻”的音译理论，但在民国初期学者们对于音译的讨论多数是不提倡的。比如，章士钊、吴稚晖、张礼轩、胡以鲁等人都不完全反对音译，但基本上都是将音译作为义译的一种附属补充，义译为先，无法义译时再考虑音译（陈福康，2000：172-190）。直到朱自清既鲜明地提倡义译，同时也不排斥音译和借用（同上：252），音译才算是重新获得了平等地位。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音译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翻译手段。可见，林语堂对音译的提倡以及在他译创实践中的大量运用，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林语堂曾说过，翻译的问题就是译者的心理以及所译文字的问题（Vol.19 1994：307）。在中国译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陈福康，2000：327）。在此之前，曾虚白曾经提及读者心理问题，他认为应该“参照译本读者的心理，重新组合成我们自己的文字”（同上：317）。但关于译者的心理林语堂是第一个讨论的，并将其和语言学问题联系起来，虽然并未做深入的研究，但无疑为当时及以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