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1　个人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

勒菲弗尔认为，相比于其他因素，译者决定是否要翻译某一作品首先是基于目的语文学下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考虑，这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可能是他认同的，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的，译者既可以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来进行文本选择，也可以通过翻译某部作品来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或协助某一外围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Lefevere，2004：94-110）。笔者注意到，勒菲弗尔并未讨论源语文学系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者翻译过程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勒菲弗尔主要讨论的是译者译入母语的翻译，要满足本国读者的需要；二是译者受原文本的束缚，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而我们从林语堂的译创内容上可以看出，作为译创者的林语堂，实际上是对源语文学和目的语文学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发起了双向挑战。

一方面，由于他进行的是译出翻译，传播的是对西方来说作为“他者”的陌生的中国文化，所以他主要出自个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思想，对中国文化进行个性化的重构，同时还挑战文化霸权，意图纠正此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读。比如，他选择的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抒情哲学，主要源自他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文学性灵观（笔者将于本章3.3林语堂译创思想分析一节中展开讨论，此处不赘述）。而这种文学观念的来源之一就是晚明文人及公安派提倡的性灵说。可见，林语堂正是通过对晚明性灵说的发现和解读，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与他产生心灵共鸣的一批文人。在这些抒情哲学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女性为主题、赞美女性的作品，比如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浮生六记》）（1939b）、Miss Tu（《杜十娘》）（1950a）和Widow，Nun and Courtesan：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三篇小说集》）（1951b）等。对女性文学的译创则来自他中西合璧的女性观。首先是家庭的影响，童年时母亲及和他最亲近的二姐，少年时的亲密伙伴赖柏英，一生挚爱陈锦端，以及相伴一生的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女儿，可以说，女性对林语堂有着莫大的影响。其次是西方先进的女性意识。早在国内的时候，外国传教士办女子学校，宣传女权思想，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大力提倡妇女解放，都为林语堂打开了视野。他到国外后，又目睹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下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因此他赞成女性个性解放、追求独立自由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他又认为女性应该具有东方美，有中国文化下的传统美德，如自然朴实、知足常乐、贤淑善良、举止得当等特点。这看似“一团矛盾”的观点背后，实际上是林语堂中西融合的女性观表现，即理想的女性应该是集西方东方特点于一身的。这使得他的女性观比女权主义温和，同时又显示了男权中心文化对他的某种束缚，比如他并不反对纳妾。

另一方面，林语堂对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品进行译创，本身就是对源语文化下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挑战。比如，陈寅恪曾指出，中国文学向来受礼法约束，不敢多谈男女关系，尤其夫妻关系更少涉及，因此闺房亲昵之情感、柴米油盐之琐事，不列于文章，只笼统概括，唯有沈复的《浮生六记》属于例外（1958：99）。可见，这部作品并不属于主流文学作品的行列。林语堂却非常欣赏这种闲适哲学，将这部作品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再如对非主流文学性灵小品的译创。早在国内从事双语写作的时候，林语堂对小品文的大力提倡就已经是对当时主流的革命文学发起挑战，表明文学不仅只是载道，更是言志。赴美之后，他译创了大量的晚明性灵文学，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里收有多篇，深受西方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即使是对主流作品的译创，如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林语堂也多以个人观点在内容和论述上有所取舍，他笔下还原的是一个更具人性化的、幽默的孔子，而不是主流塑造的老夫子的形象，为此还曾引发孔子后辈同乡的抗议事件⁽²⁾。对源语文化下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挑战还表现在作品回译后所引起的广泛影响。比如，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式写作，在美国出版后就很受欢迎，林语堂还凭借该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译成中文后，光中文全译本就有郑陀和应元杰（1941）、张振玉（1977）以及郁飞（1991）三个版本，此外还有均在1940年发表的白林、沈沉和越裔三个节译本，可见该书影响之广，畅销多年，经久不衰。台湾地区和大陆还曾将其改编成电视剧，在荧屏热播，引发一时的“林语堂热”。该书宣扬的主要是道家思想而不是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但却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林语堂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挑战的又一明证。

3.2.3.2　读者群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林语堂作为译创者，摆脱了原文本和原作者的束缚，在译创内容的选择上充分显示了主观能动性，但这种个性化重构同样也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群体的需要。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 Iser）认为，每一个作者或译者心中都潜藏着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隐含读者既体现了文本潜在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又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过程对这种潜在性的实现（朱立元，1989：192）。

林语堂认为，首先要取得读者的信服，对他讲他所不懂但是又很内行的话，读者在信服你之后便会为你感动；其次要看对谁说话，分清读者对象很重要；最后要敬重读者，不可以轻视读者，不要说陈词滥调、童叟皆知的话，读者早知道的话以及一概不必说的话（Vol.14 1994：66-68）。此外，还要将读者当作知己，创出一种能使自己和读者亲近的风格，畅所欲言地讲真心话（Vol.10 1994：303）。在译创内容的各个方面，包括词语、主题、文体、格式编排等，他都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力争与读者取得共鸣，达到视阈融合。比如，对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Retold by Lin Yutang这部作品的文本选择，正是出于读者因素的考虑。“为西方读者考虑，本书的选材和重述皆受限制。许多名作因为主题、材料或者与时代的差异而无法重述，故未选入。所选各篇具有普遍的吸引力（a universal appeal），符合现代短篇小说的主旨”（Lin，2009b：xiii）。林语堂对读者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恰如乔志高所说：“林语堂的成功不只是文字精湛，也是出于热爱中国文化，同时又有独特的见解。对读者而言，他有一种common touch，不爱唱高调或是钻牛角尖。这也是他的著作闻名遐迩、历久弥新的缘故”（2000：80-81）。

3.2.3.3　赞助人的因素

勒菲弗尔指出，赞助人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操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因素，赞助人决定着译品主题选择和表现形式；二是经济因素，赞助人支付薪酬，保证作者或译者的物质生活；三是社会地位因素，通过作品或译作，作者或译者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地位（Lefevere，2004：16）。在林语堂的译创实践中，同样受到这三方面的影响。首先，集中介绍了中国哲学思想的三本书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和The Wisdom of Laotse（1948）是受著名出版机构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邀约完成的，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林语堂受兰登书屋之约，为其“现代丛书”编写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一书。这套丛书规格很高，只出版名家名作。所以，他对被约稿介绍中国文化名人孔子，感到很荣幸，但书商见他并不计较报酬，仅以600美元的低价买断版权（施建伟，1992：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兰登书屋只要求林语堂介绍孔子，对于具体的译创手段和表现形式并不干涉，所以林语堂可以充分地对孔子进行个人解读。但在经济因素上，兰登书屋又以其在出版界的大牌地位使林语堂蒙受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正是由于该出版社的业界威望以及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了林语堂的国际地位。其次，林语堂最主要的赞助人是赛珍珠夫妇，虽然最后彼此关系决裂，但林语堂英文作品能在美国畅销不衰，和赛珍珠夫妇的成功营销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如3.1.1所述，正是由于赛珍珠对林语堂的发现以及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亲自作序宣传，助力该书的成功出版，才使得林语堂有了去美国写作的契机。另一方面，作为眼光敏锐的出版商，赛珍珠夫妇更了解美国图书市场和读者心理，对林语堂的文本选择、作品策划、推广宣传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客观上保证了图书的成功出版。比如，起初林语堂并无意写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而打算翻译几本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的著作，但华尔希的意见是先创作一本关于生活艺术的书籍，再翻译名著，因为“中国人生活的艺术久为西方人所称道，却并无专书”，因此此书正可治美国人的忙碌病，对症下药（Vol.18 1994：299-300）。出版后，该书荣登1938年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达52周，更是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一举奠定了林语堂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华尔希作为该书的策划人功不可没。但是在经济因素上，赛珍珠夫妇提取50%的版税，而业界标准一般在10%左右，而且版权也全都归出版社所有（施建伟，1992：146）。也就是说，赛珍珠夫妇从林语堂身上赚取了巨大的利润，这也是导致双方最后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观林语堂的译创内容，主要集中在经典哲学和抒情哲学两大主题上。此外，他对古典诗词也特别钟爱，译创了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人的诗词，还译创了古典名著中的诗词，如《红楼梦》里黛玉的《葬花诗》。他对民间文学也有所涉猎，译创了说书、民歌、寓言等体裁，如《大明湖说书》《子夜歌》《俗谚》等。他的英文作品中还包括了对其他国家文化的介绍，如古希腊、印度、美国、英国、日本等。可以看出，林语堂既为西方读者重构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同时也显示了其构建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还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发起了双向挑战。当然，读者群体和赞助人这些外部因素同样也影响了译创内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