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林语堂译创的《尼姑思凡》在台湾地区的报纸上发表后引发争议，陆剑刚批评林语堂不向西方介绍中国正统的经史子集，反而以闲情逸致，介绍这种灰色文学（Vol.16 1994：347）。由此，林语堂专门撰文总结了对经典文学的文本选择，以此为自己辩解。

关于经史子集正统文学，弟所译有《孔子的智慧》（内有《孔子家语》，《哀公问》《学记》《乐记》及《论语》分条介绍）；《老子的智慧》（《道德经》全部，且以《庄子》各节选录比附，与《老子》之言互相印证，是“以庄解老”的创格）。此二书俱列入Modern Library。台湾读者恐连此书亦未见。又译庄子十一篇（世界书局出版）。又《古文小品英译》（原名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所译名著，包括司马迁《货殖列传》《伯夷叔齐列传》，《墨子·非攻》，韩非子《说难》，宗臣《报刘一丈书》，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李清照《金石录后叙》，王闿运《秋醒词序》等等一百零七篇。关于佛经，曾于《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一书，介绍不少。内关于佛门之书，尤主大乘……内有《昙钵经》及《首楞严经》节选，长至三万言。弟以为《楞严》《楞伽》二书，乃佛门杰作，故于《古文小品英译》亦曾列入节选。李贽之《豫约》，极好文章，亦曾列入。（同上：347-348）

可以看出，林语堂对经典文本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代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儒家、道家和佛家上。在这三者之中，林语堂谈论儒家最多。他认为，如果将儒家思想看作是恢复封建秩序，显然已经过时；但如果视为人道主义文化（humanist culture），视为关于社会生活的基本观点，则仍然是一种活的力量（a live force），影响民族的立身处世（Lin，1938：4-5）。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中庸之道又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林语堂认为“近情明理”（the spirit of reasonableness）即为中庸之道，是实现人文主义的手段，“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智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之理相调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与英文common sense含义与作用相近。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实则庸人之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Vol.13 1994：145-146）。可见，林语堂对中庸这个概念并没有进行形而上的阐述，而是将其人性化、生活化，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仅取其合乎情理的一面，而排斥其不近情理的部分”（余英时，2006：465）。

另一方面，林语堂个人更为欣赏的则是道家思想。首先是本性相近，“我的天性近乎道家，多过由信仰而成的儒家”（Lin，1959：68），“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对当地官员说出他们从未听过的‘道家’二字”（Lin，1948：29）。其次是林语堂认为道家同儒家一道，构成了中国人灵魂的两面，“成功时，人人都是儒教主义者；失败时，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Lin，1935a：52）。再次，他认为儒家学说本质上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本质为田野哲学，“道家哲学是一种与孔子实证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也是补救儒家社会缺点的工具”（同上）。基于此，林语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天性上是道家，在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同上：53）。此外，林语堂认为儒家的优点恰恰在于其中体现的道家精神，这是他对儒家独特的见解。他曾借柳先生之口说：“儒家唯一的好处，就是其中有一脉道教思想。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Vol.18 1994：194）。

相比儒道思想来说，林语堂对佛教思想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但佛教是“成为中国人生活一部分的唯一重要的外来思想”，“刺激了我们的文学和想象力”（Lin，1935a：116）。对此，林语堂还是很重视的。一方面，他认为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很大，以至于改造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理学派便是在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兴起的新的孔教学派（同上：117）。另一方面，他对于佛教所提倡的戒欲及苦行主义又不赞成，认为那是假定欲望本身是罪恶的，这显然既不真实也无法使现代人信服（Lin，1959：175）。

由此可见，林语堂对中国经典哲学思想的译创以儒道佛为主，还谈及墨家和法家，集中体现在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The Wisdom of Laotse（1948）等作品里。恰如王兆胜所说：“从道、儒、释至墨、法逐渐放轻的一个梯级，而‘道家’显然具有高端的中枢神经地位。换言之，道家成为林语堂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灵魂存在”（200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