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姆认为，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也不是与译本相关的各种背景因素，而只能是作为人的译者（human translator）（Pym，2007：xxiv）。换言之，译者个人的主观介入不可也不应该避免，反而需要大力发扬。在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以及促进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的文化使命感之下，笔者还发现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向。

一方面，他对一些作品的译创是出自个人的兴趣和喜好。比如，他在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一书里说道：“我写此书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想写而已……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我想李白更为崇高，杜甫更为伟大，但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Lin，1947：ix-3）。他称赞苏东坡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散文家，是实验者，是工程师，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秘书，是法官……而且这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同上：ix）。显然，苏东坡的多重身份引起了林语堂的心灵共鸣，因为林语堂自己也是集语言学家、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发明家等于一身的。因此，赖勤芳认为该书“自传”色彩极为浓厚，林语堂塑造的以士人身份呈现的苏东坡形象着重表达的是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及解脱之道（2009：201）。再如，对于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一书的译创，林语堂谈道：“我不是收集百大最佳图书之类，而是收集个人喜好的、作为陪伴可以反复阅读的，通常是快活型的（carefree），能滋养灵魂放松精神，很多并不有名。我选择我最爱的书，以‘文学笔记’（literary notebooks）的形式，包括散文、小品文、日记、书信或只是一点想法。……我不翻译任何没有打动我心的作品。编辑通常不需为作者的观点负责，但我不是。我也是一个译者，没有义务去翻译任何作者，除了那些我喜欢的”（Lin，1960：14-19）。显然，这是同林语堂所倡导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笔调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他意图将自己的思想来源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独特阐释带给西方读者。比如，他在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一书里谈道：“很久之前，我曾经对自己承诺有一天要翻译一些中国最好的作品，主要是关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对生活的展望和理解的，这些作品就是我个人思想之来源”（同上：17-18）。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序言里，他说：“在这一本书里，我只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我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思考、阅读以及自省所得出的……本书不可避免地将冒犯许多阐述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同胞和伟大的爱国者……我也不为西方的爱国者而写，因为我怕他们引用此书的内容，比之怕爱国者的误解更为厉害”（Lin，1935a：xiii-xiv）。再如，他提及对儒家哲学的译创，“如果我现在来写儒家哲学，这个被成千个中国学者写过的话题，我只能写出我自己对它的感知、洞察、评价和阐释。我没有什么前见，也不想当然，因此我要剥去（strip）孔子及儒家某些早已被曲解的观念和信仰”（Lin，1959：67-68）。

此前的学者（如王少娣，2011；陈煜斓，2014）往往从文化身份、时代语境和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角度来研究林语堂的译创动机，但对林语堂体现个人文化价值的意图讨论不够。笔者以为，同传统译者不同，作为译创者的林语堂恰是因为拥有译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打破了原文和原作者的束缚，所以在译创内容上可以更自由地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喜好，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加以阐释，从而完成他传播中国文化下暗含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意图。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但译创者个人的抱负和志向是一个更本质的构成因素。如果简单地将林语堂看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就会在根本上忽视他在这一过程中看似“中间人”实则更具主动的意向（赖勤芳，2013：19）。

综上所述，林语堂的译创动机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从最初的纠正此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到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讲述中国文化，再到表达构建世界多元文化的文化理想。而在种种译创动机的背后，始终体现着他对中国文化的个人思想和观点。正如徐訏所说：“林语堂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源自他的生活态度和兴趣，而不是进行刻板的分类。他与此前谈中西文化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用理论辩证，而是在对具体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中寻找异同……林语堂并不想说服谁，只谈自己的感想”（2003：155）。作为一个译创者，林语堂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对中国文化进行个性化重构，在表达自身文化的同时也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正如他在自传里所说的那样，“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都可以传世”（Vol.10 1994：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