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些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积极创办英文期刊，提供了一个中外知识分子交流的平台。这些刊物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过去单向的西学东渐的译入风气，而选择主动译出，对外传播中国的文学文化思想。其中，以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和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的影响最大，赛珍珠正是在林语堂为The China Critic撰写的“小评论”专栏里注意到他。赛珍珠从小在中国长大，是一位中国通。1932年，她凭借描写中国农民的小说The Good Earth（《大地》）（1931）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后又于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但即使是这样，赛珍珠认为以中国文化之丰富、民俗之差异，要写好中国和中国人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她一直在寻找一位精通英文又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来写一部阐释中国的著作。此时，林语堂的专栏文章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认为这些文章是对于日常生活及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新鲜、敏锐、精确的评论，最让人欣赏的是作者在一个批评政要会遭迫害的时期却敢于自由直言（Lin，1940：ix）。两人于1933年首次见面，赛珍珠即坦言外国人对中国形象的阐释有许多误读和偏见之处，表示希望能有中国人真诚客观地描写中国，而不是为迎合西方妄自菲薄，林语堂也提及自己正想写一本书来表达对中国的实感，两人就这样一拍即合（施建伟，1999：351）。

随后，林语堂便开始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的写作。完稿后，由庄台（John Day）公司负责在美国的出版和销售。赛珍珠对这部著作大为赞赏，亲自作序推荐，她在序中说道：“如同所有的伟大著作一样，这本书横空出世，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求……我认为此书是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全、最重要的作品。最难得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一位现代作家所写的”（Lin，1935a：xi-xii）。从序言中可以看出赛珍珠对这部著作的由衷欣赏和大力推荐。当时，美国读者对于林语堂这位中国作家并不熟悉，而此时赛珍珠已经凭借The Good Earth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名声大振，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兴趣方兴未艾，因此她的引荐就比较容易为美国读者所接受。此外，还有一些著名的评论家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比如肯尼迪（R. E. Kennedy）在《纽约时报》上的评论说道：“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我十分感谢他。只有一个中国人才能这样坦白、真诚又非常客观地论述他的同胞”（Vol. 29 1994：140）。纳撒尼尔·伯发（Nathaniel Peffer）在《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上写道：“林先生在欧美各国都居住过，以他的慧眼来评论西方的习俗。他对西方文学和文明有着丰富的认识和深厚的了解，笔锋温和幽默。这本书是用英语写成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作品，对中国有着真实、敏锐的理解”（同上）。这些著名的评论家同赛珍珠一样，为一位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作家的著作做宣传，客观上促进了这部著作在美的畅销。

在一片赞誉声中，该书在1935年四个月中即印刷了七次，登上了当年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于是林语堂在美国一举成名，备受关注。此后，林语堂邀约不断，许多团体请他作文、演讲，也有国外机构请他赴会。同时，赛珍珠和庄台出版公司的老板理查德·华尔希（Richard Walsh）结婚，夫妇二人也建议林语堂赴美写作。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也邀请他赴该校任教。最终，林语堂于1936年举家赴美，此后30年专心从事英文写作。可以说，赛珍珠对林语堂的慧眼识珠和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成功出版是林语堂进行英文译创的直接原因，也开启了他走向国际文坛的旅程。恰如施建伟所指出的，由于这本书的意外成功，林语堂重新规划了他的写作生活，不再是“两脚踏中西文化”，而是把重点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那只脚上了（1999：378-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