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中国大陆的林语堂研究述评

2.2.1.1　林语堂总体研究述评

中国大陆的林语堂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1925~1948年是初始期，1949~1978年是停滞期，1979~1997年是复苏期，1998年至今是发展期。

1．初始期（1925~1948）

胡风（1935）⁽³⁾从个人评论的视角详细分析了林语堂思想和创作的理论来源及发展变迁，并批评了林语堂提倡的幽默与性灵。鲁迅（1933）、徐懋庸（1937）和郁达夫（1940）从文艺思想的视角展开分析，鲁迅和徐懋庸站在左翼作家的立场上，批评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而郁达夫对此持赞成态度，认为经过林语堂的提倡，一向不懂幽默的中华民族才有了点幽默的概念。郭沫若（1943）和田汉（1943）⁽⁴⁾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切入，批评林语堂本人并不精通中国文化，且引用欧洲心理学家来装门面，不过是做了迎合西方人需要的文化贩子。总体来说，早期的林语堂研究文章数量不多，视角集中于他的文艺思想和文化交流方面，而且多半是对林语堂进行政治上的批评，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讨。研究形式相对单一，以散见于报纸杂志的评论文章为主。胡风和鲁迅是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的主要人物，胡风的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的最高水平。

2．停滞期（1949~1978）

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受到了左翼作家的批评；20世纪40年代，他又在言论和作品中表达了他对于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不同看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选择定居中国台湾。由于这些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再未出版过林语堂的著作，其研究也走向沉寂。

3．复苏期（1979~1997）

这一时期，针对过去对林语堂的政治批判及长期误读，学者们对林语堂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发现，打破了林语堂研究停滞不前的局面。在林语堂的个人传记和评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果，林语堂研究专著时有出现。万平近的《林语堂论》（1987）是国内第一本林语堂研究的学术专著，对林语堂早期的中文著作和中后期的英文著作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尤其对1936年以后林语堂英文著作的述评，填补了此前研究的空白。这部开创性著作的问世，同时也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从史料挖掘的层面进入史料和理论思考相结合的新阶段。随后，施建伟（1991；1992；1997）对林语堂的生平首次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背景，尤其是对林语堂的海外生涯、著译思想与著译行为等方面做了翔实而客观的描述。刘炎生（1994）全面考察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从批判到接受再到传播的思想过程，评价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贡献。万平近（1996）分析了林语堂作为学者型作家的特点，并对其写作活动的历史语境展开研究。杜运通（1997）则对其幽默观、教育观、哲学观、人生观以及创作观进行了全面考察。

还有一些学术文章对林语堂的文化观、幽默观以及具体作品展开分析。陈平原（1985；1989）、万平近（1988a；1995）、陈旋波（1994；1995；1997）等人探讨了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分析了他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开拓性的贡献，对林语堂的文化根源、叙事方式以及文学特性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施建伟（1989a；1989b；1993）、张健（1993）等人从林语堂幽默思想的来源、发展过程、理论特点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万平近（1988b；1990a；1994）、倪文兴（1988）、阿弘（1990）等人对林语堂英文小说和传记的汉译本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对《京华烟云》和《苏东坡传》的研究文章较多。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林语堂研究集中在个人传记和评论、幽默观、文化观、具体作品分析等方面，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形式也不再单一化，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填补了此前林语堂研究的空白。1979~1989年主要是以史料挖掘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进入史料和理论思考相结合的研究阶段。研究成果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是万平近和施建伟。

4．发展期（1998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林语堂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期，学者们对林语堂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三十余本专著，发表了千余篇文章。对林语堂文化观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专著和博士论文。王兆胜是近十几年来林语堂研究的新锐，他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1998a）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探讨了林语堂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谐的美学思想、都市文化思想及闲适的文体特征等，被严家炎誉为“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转引自林非，1998：1）。随后，王兆胜又发表了《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2005b）和《林语堂与中国文化》（2007）等著作及数十篇文章，考察了林语堂东西文化融合的经验与教训，对林语堂的文化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介。冯羽（2005）出版了以中日双语写成的学术著作，对林语堂研究在日本的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施萍（2005c）、陈煜斓（2007a）、沈金耀（2007）等人全面探讨了林语堂的文化视野、文化人格及文化选择等方面。

此外，学者们还从个人传记和评论、幽默观、女性观、哲学观以及具体作品分析等方面来研究林语堂。万平近（1998）、李勇（1999；2005）、施建伟（1999）、王兆胜（2005a）等人出版了林语堂的传记专著，子通（2003）收录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林语堂研究的重要文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施萍（2004）、李慧（2005）、陈煜斓（2007b）等人讨论了林语堂在不同时期对于幽默的定义，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产生的文化背景展开调查。王兆胜（1998b）、郭运恒（2006）、杜玲（2009）等人考察林语堂的女性观，从他的女性意识、女性崇拜及男性视角对女性的复杂心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施萍（2005a）、黄怀军（2012）等人分析了林语堂的哲学观，对林语堂的政治哲学、生活哲学、宗教哲学及与他人哲学思想的比较等方面展开研究。谢友祥（2000）、施萍（2005b）、赖勤芳（2013）等人从作品分析的角度考察了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本。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期，在研究视角、深度和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对林语堂的幽默观、文化观、哲学观、女性观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除万平近和施建伟两位林语堂研究的先驱之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王兆胜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及数十篇文章，成为林语堂研究的新锐人物。

2.2.1.2　林语堂翻译研究述评

20世纪30年代，陶亢德（1936）和鲁迅（1937）最早谈到了林语堂的翻译。陶亢德提及了林语堂对于翻译的看法，认为林语堂似乎不赞成直译，但并没有深入地探讨下去。鲁迅批评了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和翻译选材，认为“通顺”这个翻译标准不符合了解外国文学的实际需求，介绍东欧弱小民族文学而不是英、美、法、德文学是全面介绍世界文学的需要使然。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少量文章研究了林语堂的翻译。万平近（1990b）介绍了《京华烟云》两个中译本诞生的来龙去脉以及林语堂对第一个译本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郭正枢（1991）分析了林语堂翻译的苏东坡诗词，探讨了林语堂在汉诗英译时采用的翻译方法。梁绿平（1994）则是从回译的角度分析了《风声鹤唳》中诗词歌赋、文章典故、辈分和称谓等方面的考证和回译。

林语堂研究进入发展期以后，林语堂的翻译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且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据笔者统计，截至2019年7月，已出版翻译研究专著6本，在中国知网数据库里输入主题“林语堂”和“翻译”，共有期刊文章729篇，会议论文28篇，博士论文7篇，硕士论文359篇。尤其是外语学者可以直接从英文原著入手，进一步拓展了林语堂英文作品研究的学术空间。研究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涉及林语堂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译本分析与比较、创作与翻译的关系等。

翻译思想研究方面，郎江涛和王静（2003）从译者责任、翻译标准和不可译性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林语堂的译学思想；陆洋（2005）从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心理和审美效应等方面对林语堂翻译思想中所表现出的美译思想进行了剖析；周仕宝（2004）认为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基础的学者，为中国的译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译者研究方面，褚东伟（2012）从作家和译者两个视角来研究林语堂的翻译能力、诗学体系和翻译实践，涉及林语堂的生平、文艺思想、翻译思想和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等；李红丽（2012）也关注到了林语堂作为译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探讨其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和互文关系。杨柳（2005）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对现代性的发展史、中西翻译文化的现代性话语，以及林语堂翻译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作了宏观阐释；戴文静（2014）也是从审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出发，分析了林语堂的诗文英译。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王少娣（2011）在互文性理论观照下，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了林语堂的文化观与其翻译活动之间的关系，多元地展现了林语堂的文学成就与文化形象；冯智强（2011）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了林语堂英文作品的传播语境、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揭示了林语堂的语言观、翻译观、文化观和文艺观之间的内在关系。译本分析与比较方面，吴慧坚（2012）通过分析现有汉译本的优点与欠缺及其对林语堂研究带来的影响，探讨重译林语堂的意义，提出相关的重译原则和标准，为重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文化翻译研究方面，卞建华（2005）运用了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理论，重新思考和评价林语堂的文化变译；陶丽霞（2013）分析了鲁迅和林语堂的文化观和翻译观，并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文化观的形成与翻译观的建立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多的研究还是集中在对具体作品分析的微观层面上，视角主要局限于翻译策略和译本比较分析方面，如黎土旺（2007）、吴慧坚（2008）、翟红梅和张德让（2009）等。

总体而言，林语堂翻译研究的论文多集中于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Moment in Peking等少数几部作品的翻译上，且主要讨论翻译策略、译本比较等微观层面，缺乏对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整体观照，对林语堂翻译和创作杂合的现象研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