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国内一些学者在介绍印度和巴西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时对这一术语有所提及，而且采用不同的译法，如“翻译创造”（蒋骁华，2002）、“翻创”（胡德香，2005）、“超越/越界性创造”（卢玉玲，2008）、“再次创造”（屠国元、朱献珑，2010）以及“译创”（詹成，2011）。后来的学者使用“译创”这一译法的较多，进一步介绍了译创在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领域里的应用（黄德先、殷艳，2013；张武江，2013）。但是，这些学者或者是在介绍后殖民理论时对这一术语捎带提及，或者是对译创实践进行分析比较，对译创理论在学理层面的分析尚未见诸文献。因此，本书对译创理论进行系统的探讨，既是为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打好理论基础，也是期冀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

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译创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灵活的写作方式对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使我们重新思考原作和译作、源语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有等级秩序的，而是双向流动的对话关系。其次，译创为文化传播与文化杂合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既可以使较少翻译的语言和文化得以存活并向外输出，又可以将世界文学与本民族的优秀文本通过对话和互文进行文化杂合。最后，译创的应用范围非常广。由于它兼具翻译和创作的特点，使得它可以采取改编、重述和改写等多种写作方式，非常灵活，因此既适用于翻译，也适用于跨文化写作甚至符际创作中。

作为文化传播的手段之一，译创可以为中国的汉籍外译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一方面，由于两种语言和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古代文本翻译成现代英语都不可能做到忠实翻译，免不了要有一定程度的解释。正如瓦莱丽·派勒特（Valerie Pellatt）所说，中文译成英文都是某种程度的译创，许多著名的叙事文本如英国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本身就是老故事的译创（Pellatt，2014：101-105），因此不需要过于强调忠于原作。另一方面，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译创这种灵活的写作方式比忠实翻译能更好地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如果目的语读者不能理解的话，文本就没有被正确地翻译”（Leppihalme，1997：ix）。我们若要向世界传播自己的文化，那么译创比忠实翻译更能加强吸引力，增加理解性。

总而言之，在语言—文学—文化这个系统里，译创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创造，既不是源语系统的一部分，也不是目的语系统的一部分，而是创建了两种文化并存的第三空间。它旨在转换和跨越边界，加强两种系统的对话，去除单一语言主义和任何文化中心化的概念。这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写作方式正是林语堂英文文本所呈现的典型特征，即通过创造性翻译和翻译式写作来输出中国文化。同时，林语堂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早已超越了传统译者，显示着作为译创者的独立存在。此外，林语堂始终以积极的文化输出的态度，试图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偏见，努力打破文化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和译创理论的内涵特点也是一致的。鉴于此，从译创理论视角考察林语堂的英文写作活动，既可以对林语堂作品中翻译和创作杂合的现象进行整体观照，又可以对林语堂本人从译创者的角度进行新的探索，同时还可以对翻译概念、翻译行为、翻译主体以及翻译作品等翻译本体命题有一个新的思考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