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个术语招致的批评是，它允许过多偏离原作（excessive divergence from the original），鼓励自由翻译，甚至抛弃原作。而拉尔对此回应道：“我愿意纠正译创偏离原作的说法，实际上它是最靠近原作的（it in fact is the closest to the original）”（Mukherjee，2009：58）。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译创者和传统译者对忠于原作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译创者企图保留的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是原作所传达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在另一种语言里重新创造出来。正如戈皮纳坦（G. Gopinathan）指出的，译创里等值的含义是文化的、审美的和交际性的（cultural，aesthetic and communicative）（Gopinathan，2000）。坎波斯则认为巴西文学本来就没有源头（non-origin），在早期殖民时期就已经是一种杂交的产物，外国元素已经同本土混合，因此不存在对欧洲文学的依赖和从属关系（Nobrega，2009：273）。因此，他的译创理论不仅要偏离原作，还要通过本国的文本重新引导原作，最终通过吞食原作来实现跨文本的文化杂合。笔者认为，译创这个术语本身就表明了翻译和创作并存，因此它就是要去除翻译和创作的边界及原作和译作的等级关系的，这也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新思考翻译的概念。正如巴斯内特（Bassnett）和特里维蒂（Trivedi）所说，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原作的可怜的复制，如今翻译被看作是一种发明行为（an act of invention），在另一种语言里生产一个新的原作（Bassnett&Trivedi，1999：1）。

其次，圣皮埃尔（St-Pierre）批评译创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St-Pierre，2007：54）。可以看出，拉尔在提出这一术语时确实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加以描述。后来的印度学者纷纷对这个术语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但也没有人清晰地定义它。同样，坎波斯也是将其作为一种翻译实践和文学理论，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术语。虽然两个人都没有明确定义这一术语，而且两个理论在译创方向及具体的译创手段上也并不相同，但在内涵特点上二者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萨尔瓦多就认为除拉尔的译创理论之外，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印度英语小说（Salvador，2005：192）。

通过以上对译创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译创这一术语是由两位不同国家的译者在不同时间提出的，但二者在内涵上是非常相近的，可以总结为：译创是一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写作方式，是译创者为表达自身文化而进行的双向创造性实践。首先，译创是一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写作方式，打破了翻译和创作的边界；其次，译创是一种双向创造性实践。拉尔和印度英语作家的译创实践是向外输出，坎波斯的译创实践是向内输入，虽然译创方向不同，但内涵都是一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最后，译创者的动机之一在于表达自身文化。拉尔和印度英语作家的译创活动目的在于向外输出本国文化，坎波斯的译创活动通过消化源语文学向内输入本国文化，二者都通过不同的译创手段来表达自身文化。因此，译创理论体现了一种文化翻译观，即“创作是一种文化翻译，翻译是一种文化创作”（Creation is conceived as a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as an activity of cultural creation）（同上：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