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在从事古代梵语文本译成现代英语的实践中提出了译创这一术语。他认为，面对丰富多样的原材料，译者必须进行编辑、调和和改变，他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译创⁽¹⁾（Lal，1957：5）。译者企图保留的不是梵语本身，而是原作所传达的印度教传统，因此译者要理解原作的精神以及作者希望达成的效果，并在目的语里重新创造出来（Lal，1996：43-44）。后来，其他学者对拉尔提出的这个术语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苏吉特·穆克吉（Sujit Mukherjee）认为译创是将翻译和解释混合在一起，将古代文本现代化（Mukherjee，1981：6）。丽塔·科塔里（Rita Kothari）指出译创是一种易读的、不严格忠实的翻译（readable and not strictly faithful translation）（Kothari，2003：36）。保罗·圣皮埃尔（Paul St-Pierre）认为拉尔没有定义这个术语，但重点是放在目的语读者和译者上，有点靠近改编或模仿而不是严格意义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St-Pierre，2007：54）。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兴起，这一术语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扩大，认为译创不再只是一种翻译传统或方法，具有跨文化性质的英语原创文学也是一种译创。比如，普拉萨德（G. J. V. Prasad）认为，与其说印度英语作家是在将印度语言文本“翻译”成英语，不如说他们用不同的策略使作品读起来像译作，他们让英语变得陌生化，使英语读者感觉到阅读过程就像写作过程一样复杂（Prasad，1999：53-54）。

巧合的是，坎波斯于1969年也提出了译创这一术语⁽²⁾，指反对形式/内容二分法转而关注文本诗学形式的一种翻译实践，旨在实现诗歌的不可译——不仅指翻译意义，也指翻译形式（Nobrega&Milton，2009：259）。他谈道：“翻译创造性文本总是再创作或平行创作，这是自治的也是互惠的。在这种类型的翻译里，不仅所指被翻译，能指（符号本身）以及符号的实体性（声音、视觉形象等）也被翻译。所指仅仅构成再创作的边界，这种翻译同所谓的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是相反的”（Campos，2009：133）。因此，坎波斯指出翻译不是合成或解决矛盾的行为（an act of synthesizing or an act of resolu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而是译创，一种激进的实践（a radical operation）（Gentzler，2008：90）。1999年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他发表了“The Ex-Centric’s Viewpoint：Tradition，Transcreation，Transculturation”一文，将译创定位于通过巴西巴洛克杂交主义（Brazil’s baroque hybridism）而形成的传统和通过不敬地吸收全球文化遗产（non-reverential assimilation of the universal cultural legacy）而形成的文化融合之间（Jackson，2010：143）。换言之，坎波斯的译创是将翻译作为跨文本的写作手段，扩展了食人主义理论，同时受到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翻译作为创造和批评”（Pound，1968）观点的影响，将译创由一个诗歌翻译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这种译创理论也受到了后殖民研究学者的关注，如巴西批评家埃尔斯·维埃拉（Else Vieira）将它与后殖民理论相结合，质疑原创的定义以及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企图描述一种后现代的翻译理论（Vieira，1994）。此外，译创概念也影响了文学圈之外的音乐人、电影人及画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很多艺术创新和实验，使一个翻译理论进一步拓展成为一个多语言的、符际的、跨学科的文化理论（Gentzler，2008：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