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复杂的统战关系是设立指挥中心的历史（天时）必然

指挥中心面临的敌顽态势是：侵华日军在武汉及其外围的铁路、公路、长江和汉水等交通沿线，最多时驻有6 个师团，15 万之众，另有8 万多伪军的兵力，尤其是国民党则布有近40 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3.6 万人，“桂顽”、“土顽”交错踞地，新四军第五师的全部兵力不过3 万人，由此可见，大的地域内是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指挥中心的确处在极强大且极为复杂的敌顽夹缝之中。顽军企图逼我军投入敌伪罗网，借敌伪之手扼杀；日军企图逼我军于顽区，假反共军之手来消灭。灾难重重，危机四伏。这种历史与时势构成的敌势状态，指挥中心如没有一套灵活的攻守与统战的策略，莫说抗日，自身就难以生存发展。然而，长期孤悬敌后与兄弟部队相隔的新四军第五师，却越来越壮大、越强盛，就是统战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敌寇入侵，国土破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家人不和外人欺，同室操戈势必加速国破家亡。为此，必须停止同室操戈，协力对敌，而国民党却违背了最基本的矛盾规律，是“天时”赋予了新四军第五师在此以统战获得抗战优势的机遇。

先说统，就是对国民党的各派势力，区别不同的情况，运用不同方式做好大量的争取工作，发展豪绅和进步势力，争取地方“土顽”势力，孤立桂顽势力。只有把有碍抗日的因素，化为积极抗日的力量，搁置国内矛盾而重视民族矛盾，不打内战，保家卫国，才可聚全力齐心抗日。总之，只身与单一力量的抗日为下策，调用一切可用的力量投入抗日才是上策，那么指挥中心是怎样迈开统战三大步的呢？

（1）极力调动民间豪绅势力和一切进步力量。具体做法是：

①在自己工作战线内搞好广泛宣传，以各种方式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进步势力派，这对于争取群众，团结中间力量，建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党委采取“三三制”政权形式，让进步势力进入政治圈子，争取一大批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参加抗日。如1941年4月，出席边区党委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的代表67 人，其中35 人为党外各阶层人士；1942年3月，大悟山南冲召开鄂豫边区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26 人，其中79 人为党外各阶层抗日民主人士，台湾与日本反战同盟各1 人；1944年6月和1945年1月，边区行政公署在大悟山先后两次召开临时参议会，每次会议党外各阶层人士占三分之二，这些会议有各地地主、开明绅士、资本家，甚至国民党部书记都来参加，尤其是鄂南、襄西、鄂皖边的代表们，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才能来入会。有的进步人士是用轿子抬来送去，以礼相遇，结为朋友。这些进步人士在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中，受到教育，调动了爱国抗日的热情，为指挥中心筹集了大量经费，所以，大悟山人群中频传着：“洪湖的兵，天汉的粮，沿江的钱，蒋少瑗的枪。”指挥中心所需的人力、物力、枪支等多半是通过如此方式搞到的。

②在外线敌对势力组织内，则利用多面政权的形式，在国民党政府里及敌维持会里，派我党人员当保长，或指定可靠的群众当保长，或教育敌人的保长暗中为抗日工作，这种名义上受国民党控制，实际上掌据在我党手里的两面政权，了解了敌伪情报，筹备粮款，组织群众参加抗战，抵制了苛捐杂税。如国民党礼山禹王城一带的征粮，该地乡、保长到安礼县四姑墩来，找我党干部商量，决定派绅士出面讲价钱，既让国民党征粮又不让群众吃亏。

再一种是既为日寇又为国民党办事，同时也为抗日办事的三面政权，其实，是我党采取通过群众争取伪保长，主要是通过武力强制伪保长为抗日出力的策略。如小河的伪保长，对指挥中心军用物资的运输碍手绊脚的，边区采取了夜袭镇压行动后，他不敢再过问运输了。再如夏店伪保长李道怀就是最典型的三面工作人员，只要他肯为抗日出力，不论他当不当敌顽保长，都留给他一条生路，他自然也会为抗日出力。

（2）巧妙争取“土顽”武装势力。为了纠正“左”的倾向，遵照《中央对时局的指示》的精神，“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的精神，对地方“土顽”区别对待，对进步的有民族正义感的、无害民动机的进行宣传教育，晓以抗日大义，收编改造，力争其为抗日效力。当时，大悟山豪绅、地主、地痞流氓及溃军官兵，纷纷收集武器，组织土顽武装。如刘梅溪、刘亚卿、陈佑文等，各拉一帮人马，盘踞大悟山区。陈文钦一帮活动在高家店和王家冲，张维生、熊吉安等活动在老山彭陈店，保一旅李继高活动在河口，国民党21 集团军和第四游击纵队，各有一部驻大悟山区境内，可谓司令、团长多如牛毛。他们如盘中旋卵一般，运动中各有碰碰撞撞。国民党军限制地方武装发展；地方武装怕正规军向他们要人要枪、要钱财，对正规军敬而远之；地方与地方武装间相互吞并，地方武装领导间也是各怀一心，有的倾向共产党，这就有利于我党我军的协统工作，抓住矛盾的关键点，掌握发展趋势，譬如陈文钦就暗中给我军送枪支弹药，陈少敏的赵参谋经常到陈文钦的部队作客，对陈宣传党的政策，在各种社会舆论下，陈与我军建立了统战关系，指定保四旅二支队“不要与新四军发生摩擦”，约定给我军提供敌伪情报和赠送子弹；徐达三为张维生部的常驻代表，签下君子协定，张不到大悟山直接投诚，又不完全靠国民党，打国民党的旗号，暗中与我军合作，做外围势力，这些地方土顽特别顾及自己的势力，地盘观点很强，只要与其巧妙协同，给以点滴甜头，是可以很好利用的。三擒三纵刘亚卿，留给俘虏蒋少瑗一条生路，如此等等，都为争取地方“土顽”、保存我军势力作了极多的切实工作。

（3）孤立桂顽中的顽固派。分化瓦解桂顽势力是统战工作中最难的环节。抗战期间，边区周围有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部队，消极抗战上是一致的，反共程度上则有所不同，具有地盘野心的广西军，企图挤掉杂牌军，控制华中；川军和西北军力求保存势力，反共意识比广西军弱，可见嫡系与非嫡系、非嫡系与非嫡系军之间的矛盾，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要团结其中、下层，孤立其上层，团结上层中的中间分子，孤立其上层中的极端反动分子，达到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顽固派的目的，同时，还要抓住敌顽间的微妙间隙，令其互相牵制，以保我军巩固根据地之安定。

譬如1941年9月间，桂顽174 师配合鄂东地方顽军四个保安旅，进攻我鄂东部队，向大小悟山移动，我军却对敌伪取攻势，对桂顽取守势，并在国民党军到达的区域，发动群众欢迎与协助其“反攻”日寇，主动为其筹措粮草，供给情报；派人做向导，代为收容伤员，发动群众上阵慰劳，进行团结宣传，扩大我军影响。同时，对进入我根据地国民党顽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回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或打退敌顽进攻后，送还俘虏人员和枪支，呼吁其团结对敌，或对顽敌俘虏在生活上优待，给予每人每天四两肉和一盒将军牌香烟的照顾，优待一周后，发给路费，任其自便。为了阻止保一旅东进，五师派徐达三劝李九皋不要扩大摩擦。李不听，我军就分化其下层官兵，争取张维生部脱离顽军。

执迷不悟的程汝怀，迫令保一旅东开，张维生迫于顽军的军事压力而动摇、妥协，五师抓住时机解除了张三个团的武装；李宗仁下达反共密令，84 军莫树杰以左、中、右三路兵力向礼山、黄安以南进攻，桂顽567 团、520 团及保四旅围攻大、小悟山，我军先发制人，避实就虚，打击鄂东较分散的孤立的顽军，发起丰王店战斗，活捉蒋少瑗，消灭保四旅。团结在前，斗争在后，先礼后兵、取信于民。这是统战工作中的原则，是我党我军调动一切抗日力量的基本策略。

再说战：也就是武装斗争，战是统的手段，统是战的目的，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由形势所迫而掺杂着在合作中削弱与瓦解我军的企图，必须高度警惕，随时做好战的准备，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不过，战有战的时机，就当时夹缝立足的我军来说，统没有进展到一定的地步，战是不可以的。只有坚固的堡垒不可战，只有坚强的后盾也不可战。只有当堡垒与后盾并存，并且取得了调动豪绅势力与进步力量，争取地方“土顽”势力，孤立桂顽势力后，才可一战。这样的“战”才有果，才事半功倍，正是本着统先以备后力，统先以减少“战”的消耗的思想，把统的工作做得极为细致而及时，给“战”以充足的时间，给“战”以极高的成功率。

战有战的策略，莫看大悟山周围据点的敌伪不多，夏店一个班，小河一个排，常在堡里不出来，我军一直放着未动，是考虑到敌伪只是保护交通，即使把它吃掉了，日寇还会派更多的兵力充实，并且会迁怒群众，到处烧杀奸掳。因此，必须采取近缓远攻、留着恶狗好看门、打游鱼不打钻洞鱼的策略，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

对日伪军的侵略，予以坚决打击的同时，也注意宣传，譬如13 旅与伪军汪步青的多次战斗中，共俘伪方人员950 名，释放200 名，有当官的，有官太太，释放前训话，并发给路费，释放到第四次时，使汪步青的部队几乎丧失了斗志，一到行军作战，伪军大批逃亡，有一次，我军只是隔河放了三枪，伪军竟然跑了三四百人，汪步青被孤立了，成了失去军心、没有斗志的司令。应城的郭仁泰带领1600 余人的伪军反正后，一经改造，成为我军战斗力很强的43 团。据统计，抗战中，向我军反正投降的大小伪军12 股，共计6600 余人，这是团结、分化的力量，使顽固派的力量不断削弱而渐趋孤立。

战则更是直接地、惨重地打击日寇。余河之战，打退日伪100 余人的逃犯，毙伤敌军几十人，缴军用物资多种；伪军李汉鹏部被我军从其总部突然发起攻击而溃不成军，俘旅团长及士兵600 余人，缴火炮三门、枪600 余支；河口尹家乡对打掳日寇一起开枪，毙其寇首，猢狲逃散。

1942年4月，日寇300 余人（骑兵20 余人）携重炮、迫击炮、重、轻机关枪、掷弹筒，耀武扬威“扫荡”大悟山，我军在望府山顽强抵抗，打退敌军火力极猛的三次进攻；骑兵部队在胡家河被我军埋伏打散，毙伤敌军40 余人。

1942年8月，日寇2000 余人分三路，计划以一周时间“扫荡”大悟山，结果被我军打得三天就草草收场。1944年，日寇在发动湘桂战役之前，敌13 师团一部500 余人奔袭大悟山腹地，我军民与之血战，毙敌80 余人，再次打垮敌人的进犯。

正是统后之战，先后拔除敌伪据点10 多处，毁灭河口刀背岭一个班的日寇，破坏交通，挖断公路上1000 处，毁其桥梁数百处，使敌人交通经常中断；砍其电线杆，剪断电线，使敌信息不通、战情贻误而遭我军袭击。

以上之战，仅是就大悟山这一狭小地带而言，从鄂豫边区37 个县、9 个专署地域看，大悟山之战也确为频繁，且战果辉煌。

综上所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正是由于大悟山的特殊地理环境、优越的党群基础和复杂的统战关系，使新四军第五师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在长期孤悬敌后的情况下，成为鄂豫边区抗战指挥中心，稳如磐石，得以发展、壮大，取得抗战中一个又一个胜利。大悟山如伟大的历史丰碑，载着新四军第五师抗战的辉煌战果，永远矗立于人民心中，大悟山人民所做的伟大贡献，铭刻史册，留芳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