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不如人活（和）。这一“活”字，体现了大悟山包括党的基础、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等特定的社会优越性。这一特定的优越条件为指挥中心的设立与发展，提供了最为可靠可用的坚强后盾，即设立指挥中心于大悟山是特定时期下的社会必然。

第一，大悟山有扎实的党群基础。一方面，党员众多为基础之一。从黄麻起义到抗日战争，大悟山一直是革命的中心地。土地革命时期是鄂豫苏区中心之一，是当年红军从北线包围武汉的指挥阵地，又是红军歼灭敌人的理想战场，革命武装斗争在这里风起云涌，每座山峰，都飘扬过革命红旗，印满了红军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洒有烈士的鲜血；每一个村庄，都传颂着一篇又一篇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

1920年起，大悟山就先后有张书田、宁积堂、李树珍等进步青年，到董必武举办的武汉中学，接受党的知识教育，又返回大悟山宣传革命，组建秘密组织，以贫雇农和工匠为主要对象，发展党员，培养革命骨干。先后发展左汉鼎、魏成风、魏金成、何再香、黄大智、邓胜忠、戴运章、何再树、何再礼、曹传寿、卫祖胜等我县早期党员40 余人，建立支部10 余处，1928年到1931年底，党员达2000 余人，团员近7000人，各乡都建立党支部，各村有党小组，使大悟山腹地的革命斗争运动轰轰烈烈，反革命势力摧枯拉朽，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这里有“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大将，有“办事认真，责任心强”的党的知名理论家、宣传家杨松，有“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级指挥员”陈海松等著名的革命将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地不在秀，有了志士，有了英雄豪杰，革命群众就会群星拱月，革命者前仆后继，革命浪潮就会高峰层叠，此伏彼起。

大革命失败后，红军转移了，留下了大批党员和革命骨干力量。许多党员只是暂时停止了活动，只要是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党员就如同井冈山翠竹一样，破土而出，表现出极为强盛的革命活力。如1938年春夏间，钱运华化装回到大悟山走村串户，恢复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党籍，先后在四姑墩、龙王山、华河桥成立了三个党支部，党员50 余人，同时从延安派来的石天华在黄陂站一带恢复党组织，张锡云和豫东南特委书记贺建华，以宣化店为中心，辐射四周恢复党组织。大悟山各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乡村建立了许多党支部，刘集普光寺党小组极为突出。

良好的领导威信为基础之二。常言道“虎返故踞山地熟，豺狼野狗自溜逃。”新四军第五师主要领导人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从大悟山闹革命闯出去的，抗战了，又回到故地。如李先念（土地革命时在鄂豫皖陂安南任过县委书记）、郑位三（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罗厚福、张休学、何耀榜、吴林焕、周志坚、韩东山等都是虎返故踞之实。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史中、登记名册里，团以上干部，来自大悟山区的领导约占11%。这些人回家乡发动抗战，真是如鱼得水。

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把一些群众吓倒了，对共产党认识模糊，对党的抗日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些领导人回来了，群众了解他们，党员盼望他们，大家信任他们，比任何宣传都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知子莫过父母，支援返乡骨干抗日，莫过于家乡父老乡亲。这些精英在大悟山展开活动，就如一根根划着的火柴，放进了油桶里，烽火瞬息就会熊熊燃烧。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跟随精英打日寇，正是这些血肉相连、彼此相亲的连带关系，成为了指挥中心利剑难断的铜环铁链。同时，在大悟山恶霸一时的土顽闻风丧胆，刘梅溪、刘亚卿、蒋少瑗等土顽势力不堪一击，不敢轻举妄动，给大悟山的抗日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第二，这里有最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使这里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人民群众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都曾在这里发生和发展过。1927年到1939年底，这里发生过“汪洋店暴动”、“夏区暴动”、“芳家畈暴动”和“宣化店起义”，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革命意识，有翻身求解放的斗争精神。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大屠杀，使大悟山区出现了好多无人村、空壳村。经受血雨腥风严峻考验的大悟山革命群众，没有一人屈膝投降以求生存，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出卖组织苟且偷生，革命意识在敌人屠刀乱砍滥杀的血雨腥风中，反而更加坚定、顽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出现侵略，哪里必有反击。特殊的历史风云，酝酿了大悟山人民特殊的革命斗争意识。仇恨在这里积存，反抗在这里不止，革命的火焰在这里不熄。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阶级觉悟较高，积极拥护我党我军领导的抗日斗争。据统计，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大悟山先后有10 多万人民群众投身革命，有6 万多人为革命事业光荣献出生命，其中入册烈士有3000 之众。1939年李先念本着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扩大自己，坚强自己”的目的来到大别山。刚到大悟山，活动在大悟山腹地，有匠人组成发起的自卫团300 余人，由黄大智带领；大、小悟山一带的群众队伍500 余人，由许金彪带领着，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并保护其安全，很快在赵家棚合并到竹沟中队，成立了挺进第一团。大悟山人民的子弟，是指挥中心的雄厚兵源，红军走时留下的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很快投身到抗日队伍中，积极开展活动，分头开群众大会，搞演讲，写标语，宣传第五师抗日道理，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仅三、四两个月，就有七八十名青年报名参军，1941年4月整编，才15300 余人的第五师，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骤增到50000 余人的正规军，且有民兵30 多万人，大悟山是家家有兵，人人皆兵，全力支援了抗日斗争，在财力、物力和人力诸方面，给予指挥中心以极大援助。妇救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足以说明大悟山人民群众的拥军精神。如“一把米”活动，每村五升地的拥军棉，组织起来做军鞋军袜，跟随陈大姐纺线织布等。山沟里是人人动手，家家忙。桐籽沟吴香兰一个人做10 双布鞋，冯家冲张家礼一个人打50 双草鞋，细张家冲，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湾，一次给部队送来80 双布鞋、1200 双草鞋；安来乡交公粮争先恐后，一个保3 个小时完成公粮任务，同仁乡一次交公粮800 余石，多交了400 石；交公草比着交，你交30 斤，他就交50 斤，妇救会主任余乐兰一次交400 斤。有次战斗，指挥中心要转移，缺点干粮，群众倾缸挖罐，碾、捶、舂、打，真是招招耍尽，整个村庄轰动起来了，白果树湾一带的村庄，一夜拿出5000 余斤大米，为司令部解决了急难。至于人力方面，大悟山的男男女女，都自发自觉地为抗日做贡献，参加人民自己的队伍，自愿入伍，援军。打仗时，有父子兵，叔侄兵，夫妻兵，姐妹兄弟兵，姑嫂兵，婆媳兵，“异兵奇伍”应有尽有；打仗前，有姐姐送弟弟参军的，有妻子送丈夫的，父亲送儿子，爷爷送孙子，兄弟互送分头入阵的，真正做到了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全力以赴。礼南县在大山寺保卫战中，动员了10000 多民夫，不分白天黑夜往前线送饭送水，送枪支弹药，抢抬伤员。老弱幼小的，在后方忙碌着看护伤员，帮不了前方帮后方，抬不了伤员就看护伤员，阵地上则有父子抬担架，儿子被打死了，父亲丢下儿子背着伤员下山的；兄弟俩抬担架，哥哥被打死了，弟弟撕下哥哥的衣襟替伤员扎伤口，丢下哥哥背着伤员回村的，妻子见丈夫受伤不管，却省下药物医治其他伤员的，患难之处见真情，可歌可泣在至诚，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丧尽天良的日寇，要么不战，战则必胜。

第三，这里的人民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土地革命与抗战期间，从“汪洋店暴动”到“宣化店起义”，群众的革命行动一浪赶一浪，从江竹青的特务队、徐海东的游击队到黄大智的匠人抗日自卫团，许金彪的反压迫反侵略的“湖北省抗日游击队”。地方武装组织连环相扣，斗争经验屡斗屡臻。从策略到方法、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斗有其法，战有其术。从支援红一师、红二师攻打岳维峻一部、敌20军和地方民团，到支援红军活捉岳维峻，群众与地方革命武装历经硝烟熏陶；历经刀光剑影，屡穿炮火弹雨；特别是协同红25 军到28 军，坚持长达5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真正是个个知枪重，人人懂军事。抗日烽火只要在这里点燃，群众能就地拿起刚刚擦亮的刀枪剑戟，地方革命武装亦揭竿而起，一呼百应，“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人打仗，女人做饭，攻防兼备，灵活多变，千军万马吓不垮，千炮万枪难侵犯。譬如，1941年至1942年，大悟山在第五师的直接影响下，分别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基干队和民兵等群众性武装组织，安礼县大队和区乡地方武装合计300 余人，礼南、罗礼地方武装各300 余人，罗礼县独立营60 余人，东大山有居宗彩领导的经扶独立营，下辖两个中队、一个手枪队，西大山有孙保元、刘海山领导的便衣队，吕王城一带有钱光清、胡远继领导的抗日游队，还有张厚文领导的罗礼独立营……这些地方武装站岗放哨，帮政府征粮，维护社会治安，侦察敌情，肃除汉奸，惩处伪顽，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坚持敌后抗战。此一期间，敌伪顽多次对大悟山进行猖狂的进犯与“扫荡”，指挥中心在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是得助于大悟山人民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

总之，富有革命意识、斗争精神的大悟山人民是可靠可用，可共患难，同命运，齐心杀敌的，因而指挥中心设立在大悟山，是特定时期下的社会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