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法云：“天时不如地利”，在抗战中，大悟山为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占据驻守，作为中心根据地。其一，有险要的地势：大悟山立壁环岩，沟壑纵横，峰峦叠障，易守难攻。南有狮子岩，相邻小悟山，两山叠险，远望如行伍，俗名小伍山，似大悟山南翼雄奇屏障；北有“石人山”，天岗群山怪石峻立，山形陡峭，巍峨耸翠，成为大悟山北翼险要障碍。大悟山中多古洞，阴坡有“道人洞”，阳坡有“雷神洞”，特别是“仙姑洞”，洞口7 尺余，可容兵纳伍，山间古木参天，云雾缭绕，深不可测，入则心寒。为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其二，特殊的地理环境：从小处看，东有仙居顶，南有木兰山，西有大坡顶、西大山，北有五岳山、光头山、礼山等险山邻比环立，且为河南罗山与湖北黄安、黄陂、孝感两省四县分辖，是“险阻僻远”、“政令不及”之地，而敌军兵力不多，只是在交通干线上设立几个据点以保交通运输为重，礼山县城为真空地带，易于我军控制，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见敌弱我强，便于我军生存和发展。从大处看，大悟山地处大别山以南、长江以北，跨度阔大，纵横百里，豫南和鄂东均是桂军和土顽的防区，驻有重兵，不可能让我军与之分庭抗礼，而鄂中湖泊河流较多，平地多，山地少，多半为丘陵，且在孝感、安陆、京山、应山等，要么重兵把守，要么建有日寇据点，仅应山就有敌军一个师团，不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于错综复杂中求生存，显而易见，大悟山之险要地势和特殊环境，为设立指挥中心具备了良好的条件。正如毛主席讲的“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堡垒”。为了争夺这一战略领地，日寇对大悟山多次进行大“扫荡”。1942年4月和12月分别以300 余人强大火力猛攻，以13000 余人组成14 路包围，企图把指挥中心彻底毁掉，结果都以敌军的失败而告终。这除了正确的军事谋略外，大悟山奥妙的地形，不能说不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御敌力量。事实证明，立足大悟山，可出兵圻、黄、广，沿江东下，直逼武汉近郊，开辟汉（汉阳，汉川）、孝（感）、（黄）陂、沔（阳），还能以相当兵力跨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创立以大幕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和襄南根据地，据山瞩川，游兵运武，敌进我返，敌走我驻，见机行事，便于穿插游击。

其三，重要的交通命脉：大悟山南通武汉，雄视江汉平原，北控中原；东据罗汉公路，临畔长江，与新四军主力部队创造的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连接，有利于改变边区孤军作战的困难处境；西扼平汉铁路，控制交通要道。一方面便于军用物资运输，打开物资通道，便利民间商业流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可以严格卡禁敌人的物资出境，实行交通控制、物资统制，打击奸商，更重要的是能随时截击敌人军用物资的运输，切断敌人的资源命脉，沉重打击敌人。因而敌人不得不胆颤心惊地在夏店、河口、小河、花园等地设据点，守交通。而我军经常神出鬼没拔除敌伪新据点，袭击老据点。先后拔除河（口）、宣（化）公路沿线敌据点10 多处，破坏交通线，使敌人交通经常中断，得不到军用物资与生活用品的及时补给。

其四，大悟山地处中原抗日前哨，又是反攻武汉的前沿阵地，我军正是站到国民党军队不敢占据的前哨阵地，把守着这么一块敌人打不垮、攻不下的堡垒式根据地，使抗日指挥机关保持了长久稳定的态势。

家室坚固，方可谋远；自身稳妥，方可制敌于动静，方可运筹方略，扩展根据地，得以备军抗敌。从而打破了国民党污蔑我军不敢抗日的谎言，使人民群众有了依托，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新四军第五师因地制宜，科学抉择，认定了大悟山特定的四大地理环境和险不可破的堡垒地势，指挥中心的设立，舍此无他，所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客观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