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没有被这一年的大红大紫冲昏头脑，就在《红高粱》火爆的那年，他的另一部足以震惊世人的作品又诞生了，这部作品叫做《天堂蒜薹之歌》。

这部作品的诞生源于前一年的一件看似和莫言毫无关联的事：1987年，山东苍山县政府为了提高农业产值，要求农民种蒜薹，农民们认为政府有完善的计划，都种得不亦乐乎，想跟着政府大赚一笔，结果，这一种就种出事儿来了。这一年苍山蒜薹大丰收，六千二百多亩蒜薹地，产了四千五百万公斤蒜薹。农民们风风火火收了蒜薹，准备收钱乐呵，可是，哪里卖得出去？政府只顾盲目硬性摊派，完全没考虑市场的消化容量，农民们就这样被推进了大坑。几千万公斤的蒜薹滞销，大量的投资打了水漂，想哭没地儿哭。没地儿哭怎么办？只有去找政府讨公道了。那一天，几千农民聚集起来，拖着一大车卖不出去的蒜薹冲进县政府院里，将蒜薹到处抛洒，并对县政府进行打砸，一些砸红了眼的农民甚至冲进办公楼里抢走政府各种档案资料、印章，县政府外面也是混乱不堪，路上过往的车辆被砸，司机、干部被打。事件发生后，山东省派工作组前往苍山县调查，对煽动打砸的农民进行逮捕，县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也被撤了职。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全国，各大报纸竞相报道，莫言看到报道后十分激动，他感觉到，自己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必须替农民说话了。当然，并不是莫言多事，虽然他以前没去过山东苍山，今后也不会去，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写点什么，因为这次蒜农与县政府的冲突，让他想到了四叔的死！

莫言的四叔前面已提到过了，就是在莫言最孤独的时候安排他进生产队割麦子的那位。四叔是莫言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关于他，莫言有太多的记忆。

四叔自幼没了父母，由莫言的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四叔一直对莫言关爱有加。莫言退学时，四叔是生产队队长，他总是顶着压力，或明或暗地帮助着莫言。莫言非常崇拜四叔，因为四叔的口才很好。四叔在打麦场上当着所有村民的面发表演讲，天南海北，像说相声一样，其他人都只有听他讲的份儿。晚上公社社员们定工分，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四叔一来，问题就马上解决了，再难缠的主儿经他三言两语几劝，也会乖乖听话。莫言曾立志要像四叔一样做个会说话的人，当上队长，四叔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才带着三分官’。”莫言知道四叔说的对，但他不知道四叔为什么这么会说话，他说的话总能解决问题，而自己说的话总是引发问题。

1984年10月，莫言刚刚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一个月，还沉浸在圆梦的幸福之中，这时一个噩耗传来——四叔死了，死于非命。那一天，四叔赶着牛车前往离家40公里外的县办糖厂送甜菜，途中被一辆拖拉机连人带牛撞翻，四叔的头上被撞出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当场死亡。拖拉机手是酒后驾驶，而且没有驾驶证，按法律是应该判刑的，可是，拖拉机手赔了他们3500元，这事儿就这么着了。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四叔的命就值3500元，而是因为拖拉机手是乡党委书记的朋友，拖拉机手当时就是在帮乡党委书记拉砖。事情发生后，多名说客拿着一点可怜的钱到家里进行威逼利诱，想让事情就这么结束，莫言一家本不同意，可事情总是得不到解决。那伙人甚至扬言，“要告就去告，我们不怕”，他们之所以这么猖狂，是因为有县里的人在背后支持。后来肇事拖拉机手给莫言家送来一捆带鱼，莫言主张扔到街上去，但是父亲不敢把事情闹太大，把鱼分给了一起操持丧事的亲戚们。莫言和大哥管谟贤很不甘心，一直认为要打官司，可是父亲制止了他们，他说：“人死不能复生，咱宁叫一家冷，不能叫两家寒啊！”父亲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乡党委书记是莫言的姨夫的侄子，双方有着点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更深的原因明白人都知道：莫言一家没钱没权，官司很难打！

对于四叔的死，莫言心中有无限的憋屈和无奈，至亲的人命被屁大点的官用3500元买下来，他完全不知这口气自己最后是怎么咽下的。苍山县蒜薹事件发生以后，莫言再也忍不住了，他当即决定写一部小说，控诉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于是《天堂蒜薹之歌》诞生了。小说中，莫言花了大量笔墨描写闹事蒜农的庭审现场，其中有个年轻军官作为蒜农的辩护律师慷慨陈词，将干部不作为、搞腐败的行为一一揭穿，义正词严，大快人心。莫言一直觉得，如果自己早几年出名，四叔的事兴许就不会这么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