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红萝卜》让莫言出了道，1985年的一系列作品让他在文坛站稳了脚，但是，他就缺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扬名立万，由作家变成大作家、名作家的机会。1986年，这个机会来了！

在一次文学创新讨论会上，几位老作家提出一个关于战争小说的问题，问题大抵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有28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谁能通过文学作品来反映这段历史呢？老一辈的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有很多素材可写，可惜的是没有精力了，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个任务只有留给年轻一代的作家来完成，可是，年轻一代的作家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他们怎么才能在作品中把战争历史表现好呢？

莫言却认为，写战争小说不一定要亲身经历战争，这些老作家多虑了，于是当即就站起来说道：“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这一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愚昧现象，最重要的是表现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莫言说完，现场嘘声一片。散会后，马上就有人开始数落莫言的不是了，说他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他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总之，这场会议开完，莫言就从一个无私的人民战士变成了狂妄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无耻小青年。

莫言才30岁，年轻气盛，一听就不乐意了，我怎么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一本战争小说，而且，要出彩。可是，怎么出彩呢？

在“文革”以前就有好多作家写过战争小说，莫言小时候找狼老师借的《红日》、《踏平东海万顷浪》、《红旗插上大门岛》、《烈火金刚》、《红日》、《红岩》……没有哪一本不是写战争的。那些前辈们都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从战争开始写到最后胜利，把战争过程完完整整地再现了出来，而且再现得相当逼真。莫言没有经历过战争，作为一个战士，他连枪也没打过多少次，唯一能拿出来说说的关于枪的经历，就是他初入部队在黄县训练打靶时差点被战友一枪爆头。所以，要说写战争过程，莫言无论如何也写不过那些真正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他要出彩，就必须另辟蹊径，从某个侧面去反映，而不是直接描写战争。

通过《透明的红萝卜》以及之后一系列作品的成功，莫言对家乡的记忆不再排斥了。他渐渐明白，那些记忆不应该是他要逃避的，而应该是他要追寻的，在创作的道路上，那些记忆是他独一无二的财富。他不需要去苦苦寻找材料，不需要去模仿他人，不需要去体验战争，只要打开心中那通往故乡的大门，他就可以看到一片广阔的天地，那里有写不完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莫言又让思绪飘回了故乡大地——高密东北乡，融入了村里的老人们曾用方言土语讲出来的、关于战争的故事……

1938年3月15日，在莫言的村子附近，一个名叫曹克明的人带着四百多人埋伏起来，这几百人一动不动地望着村外的大路——那里，他们埋下了尖利的铁耙子，堆起了大堆的高粱秸。一会儿，路上热闹起来，因为日本鬼子开着汽车，浩浩荡荡地冲来了！日本鬼子的车胎被铁耙子扎破以后，曹克明一声令下，埋伏的人冲了出来。轰爆的炸弹，燃烧的高粱秸，冲天的火光，爆炸的汽车，挥舞的大刀，飞溅的鲜血……战斗结束了，游击队员们用仅仅30人的伤亡换来了日本鬼子的全军覆没，大胜而去！可是，日本鬼子不愿吃这个闷亏，不久后他们便集结了新的队伍打了回来，而游击队员们已经去了别处。日本鬼子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邻近的村子进行疯狂扫荡，杀了136名无辜群众，烧了八百多间房屋，无辜民众的鲜血洒在了高密大地，染红了那一片片高粱地……这是发生在莫言故乡的战争，这就是他最好的题材！

莫言的爷爷奶奶就属于那个热血的时代，于是，小说的主人公出来了，那就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爷爷”、“我奶奶”的时代人少高粱多，那一片片到冬天就挺立着的密密的高粱秸就成了热血汉子们抵抗日本鬼子的屏障，于是，故事的发生场所设立好了，那就是高粱地。莫言开始写故事了，那是发生在故乡的高粱地里的一个关于抗日和爱情的故事。

1986年，《人民文学》杂志第三期刊登了莫言这部关于战争的小说——《红高粱》。《红高粱》一经刊出，好评纷至沓来，莫言的名声大增，可是他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评论，因为他的灵感还在像泉水一样涌出，红高粱地里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源源不断的灵感让莫言癫狂起来，他兴奋地写着，沉浸在故乡的故事里。他的手上、脚上、耳朵上长满了冻疮，脓水就跟灵感一样源源不断，屁股上生了疮，他就蹲着写，蹲累了就跪着写。创作过程本是艰苦的，莫言的身体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但他的内心却不亦乐乎、飘飘欲仙。不久后，《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相继创作完成，与《红高粱》一起构成了“红高粱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