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后，莫言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以往的写作都成了小打小闹。在这里，莫言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白天听课，晚上写作。

由于学院的文学系才刚刚成立，师资紧缺，所以大部分老师都是外聘的。老师的来源非常广泛，北大文学系的、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有名头的作家、资深的翻译家……老师们想法不同，各自讲各自擅长的，于是乎，学生们接受了一场信息上的狂轰滥炸。这样的教学方式对莫言来说非常有利，他以往接触的东西太局限了，现在的超大信息量立即就敲醒了他的脑袋瓜，冲开了头脑中的固有文学观念，他的写作实力突飞猛进，创作风格和趣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莫言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从来不缺课。上课时，他就坐在教室一个角落里，不发言也不参加讨论。和其他同学相比，莫言取得的成绩实在算不上突出，他仅仅在不太出名的杂志上发表过几篇不太出名的小说，而文学系的好多同学已经在文学界小有名气，得过很有含金量的奖了。

白天听了课学了东西，晚上莫言就开始闭门造车。和莫言同住一个寝室的还有两人，一个叫施放，一个叫崔京生，施放来自成都军区，崔京生来自东海舰队。文学系的学生们都爱熬夜写作，到了深夜两点宿舍里基本都是灯火通明，而莫言他们寝室更是熬夜中的“佼佼者”，如果第二天课少，那就熬到天亮。要是半夜饿了，莫言就用“热得快”烧一壶水，泡上一包方便面，放上几颗花生，轻松解决问题。有一次风闻学校的方便面即将涨价，他就一次性买了80包。

由于莫言寝室三个人都很刻苦，发的稿子多，因此收到的稿费也多，于是，其他同学便戏称他们寝室为“造币车间”，莫言则被称为“头号造币机”。

莫言无愧于“头号造币机”称号，他最刻苦，造的币也确实多。没有人熬夜熬得过莫言，因为太多时候要通宵达旦创作，莫言怕影响别人，还专门借过一间教员宿舍，那些天他在大家睡觉前就带着稿纸出去，第二天早上大家睡醒了，他才回来，而且毫无倦意。那时候写作用的纸张都是学校定期统一分发的十六开绿格子大稿纸，莫言经常写着写着就发现稿纸用完了，然后还要去找刘毅然要。

这一年是莫言的高产年，还没到年底，他就折腾出了大量的中篇、短篇小说，《金翅鲤鱼》《放鸭》《岛上的风》《雨中的河》《大风》《石磨》《金发婴儿》《流水》《黑沙滩》。莫言的水平提升了，投的杂志也就不局限于《莲池》了，《无名文学》《长城》《解放军文艺》《小说创作》《流水》《钟山》他都投过稿，而且都能够成功发表。

不过，此时的莫言并没有感到有多开心，反而越写越感到烦恼。虽然出了这么多作品，但是他只算是一个优秀的写手或者说作者，算不上作家。他感觉自己寻找不到突破口，写去写来就是这个样子，能达到发表的标准，却不出色，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甚至都得不到自己的认同。这不是他想要的，这些作品他既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的情感和它们关联到一起。

究竟要怎样，才能写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一天又一天的思考、尝试，莫言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和痛苦之中，因为他渐渐发现，只要一提起笔，脑子就开始浮现故乡的场景，故乡的桥、故乡的树、故乡的高粱、故乡的饥饿、故乡的孤独……莫言想要逃离故乡，逃得越远越好，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进棉花厂是为此，参军是为此，提干是为此，写作也是为此……可是，为什么在尘埃落定之后他的精神又情不自禁地飘向了故乡呢？

莫言不想把故乡的东西带进作品里，不想在作品里展现那方贫瘠、肮脏、让人厌恶的高密农村土地，他拼命压抑着身体里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努力把作品放到文学教程给他制好的模具中去，他只想文雅，不愿去提那土里土气的村庄、令人绝望的饥饿与孤独。

莫言写得很痛苦，他觉得之前的文章都是“憋出来”的，这不是他喜欢的写作方式，他希望文章是“流出来”的。要文章“流出来”，最好是顺着内心的方向写，可是他内心所向的，偏偏又是他最想逃离、最想漠视的地方，这是多么矛盾的一件事啊！

童年时代的故乡记忆在莫言脑海里翻滚得越来越剧烈，他越是压抑这种情感，这种情感却越是充沛，弄得他无所适从。渐渐地，莫言妥协了，他开始承认：或许，我对故乡的抵制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或许，故乡本来就是一个逃不开的地方！

莫言这样回忆当时的状态：就像是渔民的女儿是蒲扇脚，牧民的儿子是镰柄腿一样，我这个20多岁才离开高密大栏乡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说无论装点了什么样的花环，也只能是地瓜小说。其实，就在我做着远离故乡的努力的同时，我却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向故乡靠拢……

这一天，莫言尝试听从内心的召唤，小心翼翼地解开了心里关于高密大栏乡的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