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珍宝岛战事爆发，农村的民兵活动越来越频繁。“全体基干民兵，赶快到大队集合！”大队部的扩音器隔三岔五就播出这样的通知。

我们大队民兵连连长叫冯理智，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解放初期当兵，复员后到唐山市公安局，1960年退职回家。也许是军旅生涯的造就，冯理智对民兵工作非常内行、热心，民兵们对他都很敬佩，每次民兵集合，只要他往队前一站，整个队伍便鸦雀无声。

初次参加民兵活动，我们几个知青头脑里一点敌情观念都没有。一天夜里睡得正香，忽然一阵“砰砰砰”的声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原来是房东泽安二哥用木棍（枪）敲打我们的窗户：“怎么还不开灯？大喇叭喊民兵集合没听到？”大家这才东穿裤子西穿袄，抄起手电筒往大队部跑。到了大队部，民兵们差不多都已经到齐，就等我们几个了。冯理智见到我们就是一通严厉批评：“离老远就听到你们几个的吵吵声，打着手电筒晃来晃去，遇到敌人还不成了人家的活靶子？”从那儿以后，我们的敌情观念增加不少：战备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每次吃饭都是蹲在桌前，为的是行动方便；晚上睡觉，把衣裤放在枕边，为的是穿衣节省时间。只要听到民兵集合的号令，立刻抄起预备好的“枪支”——一根木棍，按连长的要求沿着墙根隐蔽地放轻脚步，快速赶到集合地点。

冯理智对我们知青要求严格，但也注意提拔重用。时间不久，全村二十几个知青就有四五个先后担任了民兵排长，我担任了民兵连文书，实际上就是连长的秘书和助理。平时负责上报下达、抄抄写写工作，还兼顾大队的战备宣传。

一次民兵活动，冯理智问我在学校学的是英语还是俄语，我说是俄语——学了4年。“太好了，我正发愁将来抓住苏修俘虏怎么问话呢，俘虏叽里呱啦说俄语，咱们听不懂啊？”说着，冯理智递给我一张油印纸：“这是县武装部发的，光生你给大家念念。”我一看，上面印着中俄文对译的几句话：“缴枪不杀！”“把手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这些单词我大都没学过，但俄语与英语不同，不认识也能读音。于是，我把这些单词抄在大队部一块小黑板上，一句一句教给大家。民兵们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第一次接触俄语，怎么教也念不出口。没办法，我只好叫大家死记硬背这些单词的中文谐音，并举例，如“星期日”正常读音“瓦斯科列谢尼”，念白了就是“袜子搁在鞋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冯理智找到我和3队的天津知青叫王维华说：“分配你俩一个任务，把全庄的墙刷上战备标语。”当时，村里穷得连买墨水的钱都没有，我和王维华想了个土办法，到村东钻井队找来山坯土，兑上水当墨水。没想到，这种方法效果很好，整个1969年夏天，我们在村里刷了几十条“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宣传标语。此外，我还利用自己的美术爱好，在大队部西墙山上用墨水画了幅“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宣传画。

珍宝岛事件后，大家对战事发展十分关注。可当时农村通讯闭塞，除大队扩音器偶尔播送《新闻联播》，报纸基本看不见。冯理智每次到公社武装部开会，总是把上级传达的有关珍宝岛最新消息用心记下来，回来原原本本告诉我们。8月底一天，我们民兵连紧急集合，新上任的连指导员张文仲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放军报》八一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接着，冯理智讲起战备形势：“我们丰润县一马平川，是首都的东大门，苏修一旦打进来，他们很可能在这里空降，那时我们基干民兵就要发挥作用，不等空降的人落地就要把他们消灭掉。”说到这里，冯理智提高了嗓音：“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接上级指示，县里要成立战备团，各村在民兵连基础上成立战备连。战备连成员一律持枪，要时刻准备拉出去，到北部山区打游击。”

战备连成员也叫武装基干民兵，从基干民兵里选拔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出身好，二是本人表现好，三是身体合格。战备连成立后，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自然加入其中。具体到我们这些知青，“政策”适当放宽——只要不是黑帮子女，不属地富反坏右“狗崽子”，也批准加入，我也在列。说到战备连成员持枪，其实都是当年日本鬼子用过的三八大盖枪，还不发子弹。记得当年我领到枪时，高兴得搂在怀里几宿睡不着觉，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政治荣誉。一次公社组织实弹射击，我用的是一支带折叠托的仿433式冲锋枪，虽然我在电影中无数次见过冲锋枪射击，也无数次看过那幅在珍宝岛战斗中解放军战士《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宣传画，但真的端起枪来心情还是有点儿紧张。我按要求站稳脚跟，把后托倚在肩上，感到沉甸甸的。瞄准靶心后，我扣动扳机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强大的后坐力险些把我撞个跟头。在学校我虽然学过牛顿第三定律，知道这是反作用力的作用，但没想到这么大。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了，用冲锋枪射击，脚跟必须牢牢站稳，上身前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