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开滦的高级工程师，家庭生活优裕，家教也好。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却背负着“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臭小姐”的包袱，每天生活在一些同学异样的目光中。共青团的大门对我是关闭的；“文革”中，以“白专典型”被不提名地批判着。可以想象，当时的我是怎样的自卑和惶惶不可终日。

背负着这样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下乡来到了农村。因为生病，我比其他人晚到了一个月。可我人还未到，在生产队已传开了，说还要来一个知青，是戴着眼镜、住“洋房子”、娇里娇气的人。于是乎，我就又成了村民们关注的焦点。

来到农村，我马上发现了村民对我的指指点点，是我的眼镜扎眼吗？毕竟我是唯一一个戴眼镜的知青。摘掉它？可我已经戴了那么多年。摘了，我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不是更不好与村民相处吗？我想，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好好干，用实际行动摘下眼镜，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有信心做到。

开始打机井，那是简单的力气活，几个人推着大转盘，转呀转，一干就是半天，吃了饭再干，有时还挑灯夜战，男人都有点儿吃不消。但我坚持着，铆足了力气，从不偷懒。村民们议论道：“这闺女蛮能吃苦的，不娇气，不会偷懒。”

“闺女，歇歇，别累着！”

“不累，不累。”

我心里真高兴，村民不以貌取人，他们认可我了！

打完机井，我们又到河滩地上平整土地，准备来年栽水稻。畦块已开好，就是用锹镐把坑洼不平的地平整好。抡锹使镐，别看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但我在行。因为我家住的院子大，从小我父亲就买来锹镐，让我们姐弟自己翻地种玉米，秋天成熟了煮鲜玉米吃，这可是又快乐又有意义的事情。再有，在学校的学工学农劳动我也有锻炼。只见我铲起一锹土，撤开步，从后向前，前手一松，一锹土就飞了出去，不偏不倚，落到低洼处。

一天，我抡着板锹干得正起劲儿，只见地边走来一个人，有人告诉我那是大队书记，找队长来了。那个书记四五十岁，一看就是庄稼把式。他一边看我们干活，一边和生产队长说着话。我知道他在注视着我，我低头干活不敢看他，忽然，隐约听他说：“……这青年……挺有架子……”我一惊，心慌了，“有架子？”什么意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架子？我在干活，又没说话，不会吧？我心里揣个小兔，一直忐忑不安。休息了，我悄悄问身边的人：“书记说我有架子，我有什么架子啊？”他笑起来说：“那是书记夸你呢，说你干活有架子，就是有架势，有板有眼，像样儿！”我一听，高兴起来，悬着的心落地了。旁边的队长也说：“闺女，干得不错。干起活来不像个念书的。”我心里乐开了花，下乡以来一直纠结的心全放开了！

以后，我更卖力气了，更虚心地向乡亲们学生产知识，学农活技术。场上簸簸箕，饲养棚里铡刀下入草，这些一等妇女劳力的活，我学得虚心，婶子大娘们也教得热心、耐心。我很快融入了村民中。第二年春评工分，我一跃评上了妇女劳力中二等工分，成为女知青中的佼佼者。

我感激乡亲们的厚爱，他们不看我的出身，不歧视我，高看我，肯定我，使我心里暖暖的。

大队书记记住了我，我也成了村里知青中的活跃人物。在农村3年，我当上了村妇女委员，民兵副连长。3年后，我被推荐返城，当了人民教师。

我真的非常感谢东高庄的乡亲们，是他们使我找回了人生的坐标，自信、自强的我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