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内蒙古建设兵团是通过“走后门”去成的。我的家住在唐山市路北区，1971年，我在唐山六中，是一名初三应届毕业生，还差半年毕业，就有的陆续参军、上卫校，还有的进工厂当工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已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学生们不能踏下心来上课了。

那时候，大家都怕下乡，尤其是家中有哥哥姐姐上了班的同学就更心里不安，那注定是得下乡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的姐姐已在陶瓷厂上了班。

就在那个时候，学校里下来了去内蒙古兵团支边的任务，通知初三的学生们可以报名参加，但是名额是有限的。

放学后，我和家里说了此事，也把通知里的那些内容和父母讲了一遍，父母觉得内蒙古离家太远，而且非常艰苦，不同意我去。在那几天里，同学们都在议论去内蒙古的事，说哪个班有几个人报名了，报名人数就该满了，报满了就不要了。我姑姑家的表妹就在学校报了名，听到这些，我心里更着急了，整天闷闷不乐。母亲看出我去支边的决心很大，就对我说：“你忒想去就找你二叔去吧，让他给你说说。”因为我二叔说过，这次来唐山带兵的是他的战友。

我立即找到了二叔，他给战友写了张便条，便条中的内容是：“战友树常兄，我家侄女想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学校报名的名额已满，你能否在路南区给留出一个名额，请多关照。”骑上父亲的旧自行车，按着上边的地址找到了路南区招兵办公室，那时也叫上山下乡办公室，找到了温树常。他接过便条展开一看说：“可以可以，但是你得把家长带来，我不能只凭你二叔的一张纸条就把你带走，要对你的家长负责。因为小小年纪要去内蒙古支边，就相当于移民，带上户口，而且那里天气很冷，天天吃苞米茬子特别艰苦，我要向你的父母讲清情况。”不管他说多么艰苦，我下定了决心，执意要去，脑子里根本没想什么是艰苦、什么是苦难，心想，那么多的同学都是十七八岁，他们不怕苦，我也无所谓。

第二天，我把父亲请到了路南招兵办公室，温树常和我父亲讲了好些，临走时，给了我一张体检表，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到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一双黑色雨鞋，还买了柳条包。

我的体检是在西窑陶瓷医院进行的，身体都没问题，就是视力太差，当时体检的大夫说，视力差点没问题，支边比当兵条件低。当时，我把体检表交给温树常时，他真的没说什么就收起来了。

几天的准备，柳条包里的东西已经满满的了，终于在1971年7月9日，从唐山火车站登上了奔赴祖国北部边疆的列车。到火车站为我送行的有后院的大姐刘树春、初中同学黄玉芝、我的三叔、同院住的二大伯和我的父亲和姐姐，在热闹非凡的人群中，我上了火车。拎着大包小包的都是去支边的同学们，男男女女都很兴奋。

走进车厢，一个熟人也没有，显得我很孤独无助，因为我是和别的学校的学生们一起走的，纯属托人走后门才得到的名额，现在提起我支边还走后门，很多人都会笑我傻。但是，支边总算是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