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个下午，村里的贫协主任张三伯病故了。村支书急匆匆把我和玉琳从地里叫了回来，神情凝重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交给你们一个紧急任务，贫协主任张三伯病故了，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经支部研究决定：不请喇叭，不叫钹鼓，让你俩拉胡琴奏哀乐。你们琢磨琢磨，看选啥曲子为好，但务必得有破旧立新的革命特色。

我插队的村庄当年虽然穷且偏远，可是名声显赫，是省、地区和县的三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村支书任公社革委会常委，县革委会委员，是个善于标新立异，头脑灵活，雷厉风行的中年人。他的话，无疑是一道命令，让我们感到紧张和震惊，深知责任之重大。

支书走了，我俩哭笑不得。玉琳说：“开国际玩笑，两把二胡能奏哀乐？咱这儿没电，更甭提音响，二胡的声音又那么小，这不是赶鸭子上架么？再说，哪有两把二胡奏哀乐的？”

玉琳生性倔强，喜欢实话实说。其实我也觉得此举实在荒唐。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之风正盛，人们不得不顺应潮流。况且，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又不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我父亲是高级员司，玉琳的三舅有重大历史问题），应该好好表现自己才对。于是，我极力劝说玉琳，要他带个好头。

思来想去，我们还是选定了《江河水》，因为只有这个曲子才相对适宜。

《江河水》是我国老一辈音乐家黄海怀先生移植的东北民间乐曲。它节奏舒缓，乐曲凄凉，如泣如诉。前半部是降B调，后半部分转换为C调，无论在演奏技巧上，还是在情感表达上，难度都非常大。我长时间不练这个曲子，曲谱也已忘掉大半，只能凭着印象慢慢回忆。为了完成这光荣而艰巨的革命任务，我俩足足折腾了大半宿。总算凑凑合合把曲子串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俩便提着二胡来到张三伯家。这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熙来攘往，哭声不断。一番仪式过后，大执宾朗声宣布：“贫下中农同志们，大家请安静，为了寄托我们对张三伯的哀思，现在，我们请出两位知青——甘霖和玉琳——奏哀乐！”你还别说，他这一喊，喧闹的人群竟安静下来，我猜想大约是出于好奇，想听听这两把二胡的哀乐究竟怎么个奏法。我曾在校文艺队演出过无数次节目，但从未见识过这种场面：堂屋里停放着直挺挺的不离寸地的死尸，两旁围着披麻戴孝，对着亡灵三叩九拜的小字辈，亲朋故旧们或撕肝裂肺般号啕大哭或扭曲着脸干打雷不见雨点，弄得我既害怕又紧张，心里直敲小鼓儿。玉琳毕竟长我两岁，还是比我老道些，他用脚尖轻轻碰了我一下，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对视一眼便演奏起来。

“糟糕！今天咋这么别扭！”我心里暗暗叫苦，一阵慌乱。不知是因为心里紧张，还是料峭的春寒。我的手指竟然不听了使唤，像是被冻僵，哆里哆嗦的，怎么也拉不到正调上来。“妈的，关键时候掉链子，真不争脸！”我心里咒骂着，恨不得抽自己的嘴巴。幸好，高我一筹的玉琳发现不对劲儿，便拼命地用力拉，把个瘦小的涂满了松香的二胡拉得嗡嗡响！这才使我的心稍稍踏实了些。然而，好景不长，坚持了还不足3分钟，我又捅了娄子。真个是鬼使神差，一不留神，竟糊里糊涂地串了曲调，拉起了我们知青平日里最喜欢唱的抒情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而且玉琳也被我带到沟里！这下可糟了！我偷眼看看玉琳，他眉头紧锁，额头上浸出了细密的汗珠。看得出，他也慌了神！“不能停，不能停，停下来就更糟了！”我心里想并暗示玉琳，牙关一咬，索性将错就错，鼓起勇气继续演奏起来……

天无绝人之路，在这紧要关头，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厉的哭叫：“爹呀——！”真是半路上飞出个金凤凰，原来是张三伯在外地的大女儿赶回来了！她拨开人群，冲到父亲的遗体旁，捶胸顿足。一人哭，百人响应，一时间，哭声大作，声震屋瓦。那可怜巴巴的二胡声旋即被淹没在哭声的海洋。

“大姐，谢谢你，谢谢你了！你来得可真是时候，可把我们救了驾！要不就麻烦了！”我暗暗叫好，一阵狂喜。看看玉琳，他正在做深呼吸，神色似乎也好了许多。

事毕，我和玉琳像两只战败的公鸡，仓皇逃回宿舍。我惊魂不定，又羞愧难当，怯怯地对玉琳说：“怪我，全怪我，都是我惹的祸！千万别给咱上纲上线啊，要是说咱俩故意给贫下中农抹黑，那可就麻烦了！李家营的一位知青不就是因为写所谓的反动日记给抓起来了么？”

“这……这……没那么严重吧，甭往心里去，咱又不是故意的，是因为水平有限。充其量，挨顿批评到头了！”玉琳为安慰我，言不由衷，故作镇静。其实他心里也非常清楚，此事非同小可。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人们都谨言慎行，谁敢逆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本来么，让你给贫协主任奏哀乐，你愣是奏出个缠绵浪漫爱味十足的情歌来，纵有百口千舌，你能解释清楚么？

那几日，我们远远地躲着支书，度日如年，惴惴不安，唯恐出现不测。

世上的事有时就是稀奇，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几天后的一次村民大会上，村支书竟出乎意料地表扬了我和玉琳！说我俩在张三伯的丧事上表现极佳，为除旧俗、树新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强调说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准备作为先进事迹写进材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听到这个结果，横在我俩心中的重石，一下子落了地，如若不是在会场上，我俩一定会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了。

当晚，我和玉琳去小卖部，赊了一斤白薯干酒，回到宿舍，喝了个烂醉如泥。

时光荏苒，当年插队的事大都如过眼烟云，但38年前我和玉琳“奏哀乐”那一幕让我刻骨铭心。每每想起来，我的心便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