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我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也在这一年；党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知青的安置工作，做出了既符合国情又兼顾知青利益的规定；还是这一年，我的知青生涯宣告结束。重要的是，党的政策让我摘掉了“黑五类子女”的帽子，我的政治生命翻开新的一页。和其他知青一样，我被平等地分配到东矿区商业系统，随时等待通知，上岗工作。

当时，我得到一条信息，商业局管辖的后勤单位是商业保健所，保健所兼管托儿所，托儿所招收了一批高中毕业生，还要招收一部分返城知青到托儿所，得到这个消息，我如获至宝。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崇拜老师，热爱教师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只是因为自己家庭问题，这个梦想只能藏在心灵深处在农场，教师是凤毛麟角的岗位，岂能便宜给我！不过上天还算眷顾我，农场文艺宣传队解散后，领导把我安排在托儿所工作。几年时光，我积累了一定的幼儿教育和保育工作的经验。懂得了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同样是教育人培养人的职业。

于是，我大胆地踏上追梦的路，首先，我间接找到负责分配的商业局劳资科。当知道自己被分配到糖业烟酒公司后，我就提出能否让我去托儿所的问题。人家告诉我，那是没人愿意去的单位，如果去了别后悔，再想回来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捡了一个没人愿意要的“大馅饼”。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推开了返城后再次创业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