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忠

1976年秋，作者在柏农五场留影。

我是1968年9月从唐山到柏各庄农场五分场三队插队的，因家庭的缘故被定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比其他知青多一顶这样的帽子，让自尊心很强的我心里很不舒服。家庭出身不可以更改，但自己的行为可以自己做主。当时，我就憋了一口气，一定要干出个模样来。

农场全部都是水田，春天插秧、夏天拔草、秋天收割、冬天抬筐，没有一季是清闲的，也没有一样活儿是轻松的。尤其让人筋疲力尽的是那每年冬季的清淤、挖河、抬大筐。当年我17岁，在家连水都没挑过，却抢着去了挖河工地。100多公斤的重负压在稚嫩的肩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早出晚归整冬不停。肩膀磨破了，粘住衣衫，晚上睡觉，一咬牙把秋衣脱下，血水流到肚子上。第二天早晨结了痂，又接着干。扁担一压又磨破了，疼得钻心，这些都被我默默地咽到肚子里，心里想，我们知青比别人差啥？如今我的肩背上仍有一个抬筐压出的肉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