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爱书，可那时，家境困难，买不起书。只能借书来看，从同学那儿，从“发小”那儿，从图书馆、小人书摊，只要知道哪有好书，就千方百计借来看。《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在烈火中永生》、《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都是我在上中小学时读完的。在接受了普通教育的同时，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史更新、杨子荣、江姐等一个个英雄形象从小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伟大的祖国，这些信仰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再加上，当时我们的母校——唐山十中文科教育底子雄厚，早在1960年时，十中语文组由于教学成绩卓著，就由李泽善老师代表语文组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获得了“全国教育先进单位”的大奖状和一面河北省政府表彰的大红锦旗。当时，十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语文教师，我们这批学生得益于此，加之个人努力，语文基础都打得比较扎实。

高中毕业时，我校正实施全国只有5所中学实行的“五三二”改制，我们这届毕业生，经过几年“小宝塔”式的选拔，登上了塔尖，正开始全力冲刺，“力争全省高考第一名”。结果，“文革”开始，我们的大学梦破灭了。

我们“满怀豪情”地踏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我们深感知识的贫乏，村里视我们为“宝贝”，给我们安排到教师、技术员、土记者、出纳等岗位上，使我们既受到了教育，又发挥了特长。在劳动之余，我们组织大家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列的书，我们知青小组，成为出席县、市、省的知青先进集体。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我们还号召知青们在工余之时学好文化。大家回家或托人借来了《高等数学》、《三角函数》等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正因为如此，之后，我们许多知青伙伴上了大学、当了老师，我和几名知青当上了“土记者”。

当“土记者”后，我更是如鱼得水。利用劳动之余，写出了大量新闻稿件，发往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和报社，我们几个人搞得有声有色，一段时间，竟“垄断”了县广播站，还有不少稿件登上了《唐山劳动日报》。有时，为了赶写稿件或给村里写总结材料，我连续打通宵。伙伴们问我累不累？我说，干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再苦再累，心里也甜！1971年3月，我在全县知青中，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人生路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回城后，我这个“土记者”成了一名正式的新闻记者。在唐山劳动日报社，我虚心向老记者学习，下基层，到农村、进工厂、跑学校进行新闻采访，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一干就是近30年，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