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知青人海里，有这样一群人，他（她）们自幼就有些特殊的才能，如搞文艺的、搞体育的、搞美术的，他们或自己爱好，或受家庭熏陶，或受老师影响，在学校时就初露锋芒，下乡之后却派上了用场，可称得起是“特长生”。

不才，我也是这群人里的一员。

记得我9岁时，父亲给我买了把二胡，在学校找了一位拉二胡的老师，让我跟他学习，可刚刚会拉“多来咪”，老师调走了。当时，这样的老师不多，我也就“歇业”了，可逗起了我爱好音乐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就和音乐有了千丝万缕的缘分。不久，我靠攒买冰棍的钱买来“竹笛”，“无师自通”地吹起来，吵得我家邻居们总是来找父母理论。但他们还是支持我，因为，他们也是爱好文艺的人。父亲嗓子好，爱好唱京剧，是唐山的名票，他演的《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在唐山小有名气；母亲爱好话剧，在唐山成立的第一个业余话剧团里，主演过话剧《日出》饰陈白露。所以，他们对我的爱好并不反对，只是提醒我要注意练习时间，别扰民就是了。后来，到了十中，我老叔是学校的音乐教师，我如鱼得水，参加了铜管乐队，打大鼓、吹黑管，并在1966年4月写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学习贺相魁》，开始了我的音乐创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进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弹过大阮，当过小导演。1968年5月，在唐山市红代会组织的《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歌舞排练中担任过作曲之一。

1968年9月27日，我下乡到了柏各庄农垦区四农场二队。下乡的第三天早上，队部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歌唱祖国》这首歌，刚刚来了几天的知识青年们，由于劳累都还在被窝里睡懒觉，广播把我们叫了起来。那天是国庆节，队上放假，可以出去走走，我经过队上的“礼堂”，说是礼堂，实际就是用来春天浸稻种的大屋，五六间房子大，有时用来开会。听到里面有人在唱歌，还有乐器伴奏，就凑了过去看，原来是队上老职工宣传队在为庆祝国庆、欢迎知青排练节目。我在学校也是宣传队成员，一看到这场面就驻足难移，站在门口观望起来，这时，有位演员走过来搭讪着说：“进来看吧，你也会唱吧？”我不好意思地说：“不会，我只是爱好。”他一把就拉住说：“好，那就来一个吧”，我说：“我是玩乐器的。”“那就更好了，我们正缺少这样的人呢，你会啥？”我看了看，屋的角落里摆了一架旧手风琴，就说拉过手风琴。于是，他就拿过来让我拉，我也就当仁不让了，一试，哎呀！这琴，48贝斯的，哪儿都跑风，大概年头太久远了，又没人保养，不过还能拉响，我调整了一下，好不容易拉了一段《牧民》，但还是让在座的演员们惊讶，我的演奏水平不高，但他们却没见过我这水平的人，惊喜地鼓起掌来，“真好！再来一个”，我不好意思地说：“献丑了，还是我为你们伴奏吧。”拉住我的那人说：“好，来，小萍你唱个《北京的金山上》。”从这天起，我就走上了知青“特长生”的道路。

晚上的演出开始了，知青们和老职工挤满了“礼堂”，他们发现宣传队里又多了一个拉手风琴的，给独唱、跳舞伴奏的乐队也好听多了，“这知青还会拉这玩意儿，不错！”我也沾沾自喜起来。

作者（后左二）与柏农四场二队知青回第二故乡的合影。

从这次之后，队上就叫我到宣传队出工，我便大显身手，又在队里找了几个能歌善舞的知青加入，当起了小导演，排起我们曾在学校演过的一些节目，有唱有舞。后来，竞斗胆地排起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选场来。没有大盖帽，我就用铁丝编一个架，拆了一条自己的蓝裤子，让队上的大嫂缝了一个李玉和戴的铁路帽，没有红灯、就用马灯改装了一盏红灯。晚上，跑好几里地，到当时在我们队旁的地区干校去看电视翻转片，回来就和队员们一起商量着排，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愣排了《红灯记》第三场到第六场。演出时，台下的观众看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也跟着掉眼泪。因此，在队上乃至四农场轰动一时，各队纷纷邀请去演出，还到其他分场巡演，并去总场参加了会演。还记得当时知青演员：李玉和是韩得平（十四中），李铁梅是曹淑兰（女中），李奶奶是刘瑞敏（十中），鸠山是刘陡（十四中），我担任京胡兼导演。1971年，我被调到垦区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戏《沙家浜》，担任京胡。后来，又排演了《智取威虎山》、《龙江颂》，又拉起了小提琴，在此期间、依然写一些歌曲、乐曲作为宣传队演出之用。

总之，虽然水平不算高，但由于有这些特长，被选入了宣传队，也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少受了些劳力之苦。同时，也让自己在这一时间学习了不少音乐上的理论知识和技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特长，打造了我的一生，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津津乐道、轻松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