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游行。那时，毛主席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新发出的指示就叫最新指示。每逢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或是庆祝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各个红卫兵组织必定组织人员上街游行，一是表示庆贺，二是尽快让毛主席指示家喻户晓。那时候，最好形式就是大游行。

1971年5月7日，农垦区总医院救护车再次把我送到唐山市人民医院治疗，车行至复兴路与小山交界的十字路口时，各单位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5周年的游行队伍堵住了去路，我只能步行去医院。因为多日未进食，一下子瘫坐在马路边。5月初，春意盎然，人们已经穿上了单衣。我因长期患病、发烧，身上还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衣，很多人误认我为乞丐。我自尊心很强，此时是最不愿意见到熟人的。为了不让亲人牵挂，向来是报喜不报忧，连母亲都不知道我身患重病，被转诊到唐山人民医院。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问道：“你是刘茗吗？你是刘茗吗……”透过泪眼我看清楚这是母校唐山十中的燕成山老师。燕老师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数学教师。我还清晰地记得，学号是与学习成绩对应的。初一入校时，我的学号是33号，意味着入学考试成绩我是第33名。升入二年级时，我的学号是24号，三年级以后，我的学号是1号。学习成绩的跨越式提高，缘于燕老师的教诲。一次在用十字相乘法解二次三项式类型的题目时，原本十字左边相乘等于二次项系数，右边相乘等于常数项，交叉相乘再相加等于一次项系数，作业中，我将左右边写倒了。小测验时，我出现了同样的错误。燕老师严厉地批评：“错误可以二犯，错题绝对不可以二犯。”他还强调：“理解、吃透一道自己的错题，比做正确10道新题效果还好。”“这道题，你要做10遍！”这可是我学习中受到的第一次惩罚呀！燕老师向来是赏罚分明的。期末数学考试规定时间是90分钟，在燕老师巡视考场时，大声地宣布，刘茗仅用20分钟就做完了全部试题，并且完全正确。“亲其师而信其道”，燕老师的赏识教育激励我爱上了数学。幸运的是在5年的学习中，我在十中遇到了杨俊德、燕成山、陈乃易、郑建德和赵文智5位杰出的数学教师。他们的人品、学识和教育方法为我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石。

“刘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燕老师诧异的神情和问话打断了我的遐想。恐怕此时燕成山老师很难将3年前朝气蓬勃的学生与眼前落魄得形同乞丐的我联系起来。患病后，我忍受着疾病的肆虐，从未流过泪，同学们都说我是乐天派。见到了老师，我再也控制不住了，哽噎着说：“燕老师，我生病了。”

此时，燕老师大声说：“这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她下乡后患病了。哪个同学在附近住，赶快回家借一辆排子车。”更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宣布：“现在游行结束！”为送一个已毕业离校多年的患病的学生，中途结束游行，在当时可要承担政治风险呀！直至“文革”结束，我才不再因此事为老师担心。

师生们立即围上来了，有熟悉的陈乃易老师、杨俊德老师、齐玉琴老师……还有从未谋面的小师弟、师妹们。很快，排子车借来了。老师用车推着我，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俨然是护送一个凯旋归来的战士。顿时，感觉疾病已经离我而去……

40多年过去了，这感人的一幕久久不能忘怀！是老师崇高的胸怀折服了我，当我在真正踏上教育这方热土时，我也像老师们一样，将满腔的爱尽情赋予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