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底初中毕业，当年12月办了户口迁移，1969年1月8日到丰润白沫子村插队落户，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一个新农民、一个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

那天，我们唐山二中同学乘坐十几辆解放卡车到了丰润，其中，一辆卡车拉着我们十几名同学到了白沫子生产大队队部，再由各生产队把分到的学生拉回生产小队，我和我们班赵玉山、孙国柱、张兴泊被三队社员用牛车拉到生产队长李久香大爷家，行李搬到西厢房的炕上安顿好，我们就正式在农村落户了。

李久香大爷说：“明年春天就给你们盖房，盖好了你们就是一户了。3间平房，一间屋住人，一间屋放粮食农具等物件，堂屋里做饭。”我想象着，新房子一定挺好，到那时我们也就有家了。

第二天清晨，久香大娘早早就帮我们做好了棒子渣粥，吃过饭后，我们就到村生产小队队部报到，等着分配农活，赵玉山、孙国柱和张兴泊被队长分配去和队里的大劳力刨冻粪。队长大爷可能是看着我岁数小、长得又瘦还不壮实，就分配我和一个叫大冬的小孩去放猪。那一天，是我刚刚过了16岁生日后的第八天。

一连几天，队长都分配我去放猪，我对李久香大爷说：“队长，我也不是小孩了，我要和他们几个干一样的活。”“刨冻粪你刨得了吗？”“我刨得了。”“那好，你明天就试试去和他们刨冻粪。”经过一番争取，久香大爷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

不想“放猪”有两层意思：一是挣的工分肯定不如大劳力刨冻粪挣得多；更主要就是它贬低了我的“大人”人格，既然我都下乡插队当农民了，就不是小孩了。

从此开始，我在三队基本干遍了所有农活：如扶耠子、点种、耪地、薅苗、施肥、扬场、簸簸箕等等农活我都能熟练地完成，更甭说那些基本属于纯力气活的拔麦子、刨茬子、插秧、割稻、擗玉黍了。

最值得我自豪的是我还赶过队里的马车。这匹马是我们队里买的第一匹马，也是唯一一匹马，买来时是个小马驹，长得够大时，老把式李秀章就开始训练它套辕拉车，那时，我跟车帮着干下手活。

一次，我跟着秀章二哥赶着马驹拉车去唐山市里装炉渣。结果，小马驹在六瓷厂院子里不知为何惊车了，撞翻了人家不少坛坛罐罐。回到生产队里，老把式秀章二哥说啥也不再用这个小马驾辕了，当时，全队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这个车把式。久香大爷找到我说：“这个马车你赶吧，你跟过车，队里就这么一辆胶轮车也不能闲着，不少活儿都等着干呢。”——我说：“中！”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从此，我就成了队里掌鞭赶马车的“大把式”。收秋、送粪、拉秸秆、交公粮、拉灰渣凡是需要用车拉的活儿都是我赶车。因为这匹马没使出来，不太驯服。其间也出了点小事故，一次，我刚刚把车停在队部院子里，还没等卸套它就往牲口棚里钻，我使劲拉马缰绳也拉不住它，棚门口很窄，两个大青石牲口槽立在棚口，把我大腿撞到了牲口槽上，肿得老高，瘸了好多天，所幸没有大碍。后来，我还当过生产队会计，但是，我当生产队会计是夜里算账，白天照样参加队里的其他农活劳动，而且并不另计工分。

1972年4月，白沫子大队领导推荐我去大学学习，即“工农兵学员”。

那是因为有正选人员不去，没有报满名额，大队和公社领导问我去不去“河北林业专科学校”上学，我说去。我想农村建设也需要知识，我的唐山二中同学贾爱民被选去海南岛育种基地参加制种工作，就曾经让我羡慕不已。上学能学习科学知识，当然去。

河北林业专科学校原校址在北京南郊区大兴县黄村，也叫黄村林校，清代北京九门之外基本都归直隶省也就是后来的河北省管辖，学校始建于清末，当时，称为“农业讲习所”，是我国最早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农学院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改为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

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易县清西陵校址原是河北农大黄村园林化分校在清西陵林区建的林场，也是教学基地，划出一块地建了一些红瓦房作为校舍和教室，改名为“河北林业专科学校”，也脱离了河北农大单独办学。学校20世纪80年代搬到保定市区南郊，90年代又和河北农大合并，这是后话。我在河北林业专科学校读书时，始终是在清西陵校址，刚入学时，学校建筑只是一片坐落在松林间的红瓦房，我们还参加了学校教学楼的建设。我们毕业后教学楼才正式使用。

我在河北林专上学时，每逢寒暑假都要回白沫子村看望曾经教育过我的贫下中农和与我们同龄的小伙伴们。过年时，我就在村里和老乡们一起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