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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我从唐山一中高中毕业下乡到抚宁县，在生产队劳动了差不多3年半以后，我和同是为唐山一中66届下乡知青的妻子受县文教局委派，到远离老家100里左右的抚宁县柳各庄公社中学当代课教师，一干就是6年，直至1978年春天。至今回忆起那些岁月，我好像又站在了那地面凹凸不平的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一双双淳朴的、渴求知识的眼睛又浮现在我的面前。

柳各庄在抚宁县台营北面20里，县域的最北部，隔着长城与青龙县为邻，是当时柳各庄公社的所在地。台营是抚宁县交通最为不便的地方，必须翻山越岭多绕行30多里才能到达县城，柳各庄就更不必说了，台营人称它为“北沟”，单单从这个称呼就可见一斑。

1972年4月的一天，柳各庄公社派来的大马车接我们上班。赶车的姓杨，50来岁，我就叫他大叔。走过平原，就是丘陵，远处像战马奔腾一样昂首的山峰就是战马王岭，它拱卫着洋河水库（天马湖）。据说，当年是戚继光练兵的地方，如今是旅游的好去处。由南向北上坡是缓坡，还算不上难，但有一段下坡路极其陡峭，杨大叔要把车闸拉到最紧，还要紧拽辕马的缰绳，在阵阵刺耳的刹车闸的尖叫声中，马车和缓地下了岭。此时，已是春末夏初，道路两旁的杨树刚刚吐出嫩绿的新叶，一片生机勃勃。我的心情和春意盎然的大地一样，也是激情满怀。过了台营十几里，又来到一座山岭面前，大叔说，这就是让人畏惧的庙岭了。果不其然，眼前盘旋的路望不见尽头。大叔不断地朝辕马身上抽鞭子，那马早已浑身是汗，气喘吁吁，两只蹄子尖一步一步地挠着脚下的土坡，艰苦前行。我早已跳下车来，在后面推。走到一半，是一个稍微平缓的地方，大叔把马车停下，让可怜的牲口喘喘气，人也坐下抽口烟。这里还有几个上岭的人，在休息。即便是冬天，即便是空着自行车上岭，也都是大汗淋漓，也都要中途休息。就是下岭，也没有几个人敢骑着自行车，而是宁可推着步行。稍事休息后，我们继续向前，终于到了岭头。眼见前方岭下不到2里地、四周丛山包围着一个村子，大叔说那就是柳各庄了。

学校的老师和领导，把我们安顿在一户姓齐的社员家中。晚上，公社在学校召开欢迎会，除了学校的全体老师，公社书记李恩荣、文教干部（公社总校长）史玉也参加了，我的心里热乎乎的。书记介绍了公社的基本情况，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感谢我们从平原到偏远山区，给这里的孩子们当老师。此时，学校一共才4个班，初中两个年级各两个班。那时，实行的是5、2、2学制。学校教师包括我俩总共才10个人。

5月1日，我们正式上班，但上班的第一天不是上课，而是帮助生产队栽白薯。劳动了3天，开始上课了，分给我的是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虽然，我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但第一节课我就让学生觉得这个新来的老师是个好老师了。我爱人开始也是教数学，后来，根据需要又改教化学。说是化学，但起初基本没有实验仪器，全靠一张嘴和一支粉笔，后来，才慢慢增添了一些设备。她和我一样，学生也是十分佩服。几天工夫，大家就都知道，社中来了一对好老师。不久，教语文的一位女老师随军去了，我就奉命改教语文。我心里面是不愿意教语文的，备课也费事，但领导让干，努力教好就是了。

柳各庄地处深山，很多习俗与外面大不相同。比如，家境好一点儿的，都早早给儿子定亲。其实他们不过才十四五岁。但是，学生们都非常懂事，没有几个品质差的和特别调皮捣蛋的，他们与我的关系极好。

教了语文不久，我就觉得不能好高骛远，需从实际出发、柳各庄地区方言严重，除了抚宁县共同的舌尖前后音不分，一律说成舌后音以外，f和h这两个声母也区分不开，多数情况下，f音读成h，比如“放桌子吃饭”，读成“晃桌只吃换”；有时还读反了，“花钱”读成“发钱”，比如“花多少钱买的？”说成“发多少钱买的？”，叫人弄不清意思，其他的毛病还有不少。我下大力纠正他们，还自己刻蜡版，把主要的词语发言、同义词等印成小册子发给学生，发挥了很大作用。可惜这些东西现在我都找不着了。

学校办学真是困难，房子还算说得过去，学生的课桌、凳子都是很不规矩的木板做的。课桌没有桌斗，四条腿支着桌面，学生的书包都是挂在桌子边上。板凳是两个人坐一条，不是腿活动了，就是缺一条腿。教室冬天取暖烧不起煤，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柴火，绝大多数是湿的。早上值日生点火，满教室都是浓烟。为了增加办学经费，秋天放几天假，让学生挖药材，由学校集体卖给供销社。山坡上有柴胡、丹参、生地等药材，只不过除了学生，社员也采，多年生的基本没有了，都是一年生的，质量明显不好。我也跟着学生去挖药材，不认识的就问学生。

由于办学条件所限，所以，教学就谈不上正规，体育活动也是如此，仅仅在两排教室之间有一副篮球架。业余时间，我和村里几个爱活动的年轻人成了球场上的常客，如打铁的铁匠等。山中无老虎，我竟然也成了主力，投篮较准。后来，学校跟公社和柳各庄大队协商，院墙西面的约10亩地归学校做操场。平整好了，规划了200米一圈的跑道，直道不够100米，斜着对角线就成了100米赛道。这样，举行了学校首届田径运动会，我用学校简易的扩音器主持比赛，播送稿件，运动会弄得热气腾腾，社员们都来看热闹。

那时的劳动课非常多，主要是到生产队栽白薯、拿虫子、抢荒、收秋，每学期都有好几次。近处的大队二三里，远处的七八里，中午都要自带干粮。学生家长非常热情，听说我带队来了，中午一定请我到家里吃饭，我东藏西躲，躲都躲不掉。这里的老百姓自己平时什么都舍不得吃，可是招待贵客一定要体面。白面、大米那是一年也难得吃到一两回的，招待我的都是他们攒出来的，我心中十分不忍。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到张各庄大队劳动，学生家长强拉硬扯把我弄到家里吃午饭，粳米粥、烙白面饼、炒鸡蛋，竟然还有炒肉。那肉是非常咸的，还带有淡淡的臭味，但是很好吃。后来我打听，这是过年时留下的咸肉，有贵客时才吃的。对于乡亲们的热情，我真是说不出的感激。

连续几个春天，我都带领学生上山治理松毛虫。这种虫子非常顽固，施用农药，也不管用，后来，有人提出在幼虫没有出土之前，挨着树根把它们扒拉出来、弄死，我们就是干这种活去了。

此时的教育进入了“开门办学”的时代，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课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中里面，物理课改成柴油机修理，外语也不开了。我收到一份县里发下来的《虫情测报》的启发，决定也搞虫情测报，主要针对二代粘虫。

黏虫，我们叫“蚝蛎虫”，是一种具有远距离迁飞和短时间内暴发成灾的毁灭性害虫。那几年，蠔蛎虫年年成灾，常常发动全民上战场，用手拿和用药毒杀，有时也不管用。所以准确预报，在还没有大发生的时候消灭它们，就显得特别重要。

为了搞测报，我专程骑自行车翻越庙岭和战马王岭，到60里地以外的抚宁县植保站学习。这里有一位祁景乔站长，搞虫情测报是权威，他1961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植保系。得知我要带学生搞，他很是高兴，给我讲解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测报二代黏虫要密切监视一代黏虫的情况，所需要的设备不多，就是要在麦田设置黑光灯，夜间开灯诱杀成虫，第二天开箱，观察成虫数量；还要到麦田检查虫卵，比较辛苦。攒了相当的数据，然后进行分析，做出预报。我把测报结果油印成《虫情预报》，放在公社办公室那个信袋里，让下面大队来的人取走。

黑光灯的诱杀箱里毒死的什么昆虫都有，我和学生就把它们用大头针一扎，做成标本。我借了一本有关昆虫的书，按图索骥，竟然做了好几块板子的标本。学生们增长了许多知识，平时所见的昆虫差不多都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习性了。我们的虫情测报带有很强的教学特点，结合实际，效果挺好。区里在我们学校开了会，组织参观了标本和测报成果。

小学校人少事情不少，经常是一个人顶两三个，累但锻炼人，忙并快乐着。那6年，我除了教数学、语文，还上过音乐课。学校为此买来一台风琴，一点音乐知识没有的我，硬是学会了几首歌的弹唱，比如那首《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就是用它教给学生的。在学校，我向青山口小学的白向尊校长学习隶书，书写会标；还可以用大号排笔直接在街道的白石灰粉刷的墙上写大标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几个一人高的黑体大字写在学校对着运动场的墙上，一直保留到我离开后好几年。当地社员打碗橱，喜欢在下面两扇橱门上画山水画，有了第一家社员请我，就有了接连不断地请。那一段业余时间，我几乎都在给他们画画。这件事让柳各庄供销社的负责人知道了，找我给他们柜台上面画招贴，这完全不同于画家具，干了好多天，悬挂出来了：鲜灵灵的水果、一片汪洋的洋河水库，供销社的店面豁朗了不少。临近的吕良峪、台营公社的供销社，也先后来到学校请我，学校只好让我外出几天给他们作画。台营工委也几次抽调我在工委画政治宣传画。有一阵子，我真想干画画的专业。后来，我到了较大的单位，专心于自己的专业，那些特长也都渐渐退化了。公社偶尔也拿我当公社干部使用。给书记写过发言稿，写过通讯稿子。

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的规模变大了，办起了高中，教师也增加到20多人，我也改任高中语文课。全区的中学语文老师听了我一堂公开课，我自己选的内容，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我的学生经过调教，普通话大有进步，集体朗诵起贺敬之的这首诗来，朗朗上口，得到了听课老师的赞扬。多年后，当年一位听课的老师当了抚宁县副县长，他还津津有味地说起过这件事。

一晃就是几个春秋。1977年12月15日，那是个下着小雨的冬日，我们走进了大学招生的考场。1978年的春天，我们夫妇两人，分别揣着《录取通知书》离开了6年艰苦奋斗的热土和校园。学生和乡亲们都来送行，依旧是公社派来的马车为我们搬家，依旧是杨大叔赶车为我们送行。

我难忘这片土地，虽然贫瘠闭塞却充满质朴热情的山村。这里的乡亲对老师的尊重让我终生难忘。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十里八村的乡亲听说了，鸡蛋挂面送来了一堆；石槽峪大队的书记，每年要留一桌客不请，等我过完年从老家回来上班再请。赶马车接送我的杨大叔，过年也必然请我吃饭，那更让我不安。

我难忘这些学生，他们虽然生就在穷乡僻壤之中，但他们善良憨厚，且不乏聪慧。我教过的学生，现在有的成了教师、有的成了领导干部、有的成了市里的名医专家。那些我认识的毕业生，对我总是恭敬有加，让我感动，但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个至今依旧不知名姓的学生。2000年春天，秦皇岛市区，下了班的我顺路想买一斤刚刚下来的草莓。在一个看起来很老气的庄稼汉的筐里，我捡了一斤，拿出钱夹想付款。没想到那位卖草莓的说：“不用掏钱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是我老师。”最后，不管我怎样说，那钱也没有花出去，而且他也不告诉我名字。一斤草莓，一位不肯告诉我姓名的普通学生，却让我永远念念不忘，它告诉了我，什么是教师的价值。

我难忘这所学校。我后来成了市里主管基础教育和语言文字的教育工作者，1999年，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机关团委搞了一个扶贫的捐助活动，让我选择一个山区贫困学校。当我带着专程开车从北京送来图书电脑等教学设施的国家语委同志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生，连附近的乡亲们也知道这件事了。他们都说，史老师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个地方啊。此时的柳各庄中学，经过“普九”，旧貌换新颜，校舍已经变成了两层小楼，教师的主力，都是我们在时的学生。看着学校的巨变，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难忘这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刻，他们总是热情地伸出友谊之手。已经是2015年了，我早已退休，冬天，我们和朋友开着车，放着另一条稍远的坦途不走，又翻越了一次庙岭，重温旧日路，来到柳各庄。我的本意就是再回一次故土，不想再打扰学生或其他熟人朋友。谁知道，在曾经挂着我画的招贴画的那个供销社老房子前，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一个50多岁的高个子汉子说：“你是史老师吧？不认识我了？我是杨佳友呀，在学校操场经常跟你们玩篮球的。”旁边的人说，这是村书记。我还真的记起来了，但他不是我的学生。他随后说：“没什么给你的，还是像过去一样，拿点咱们产的红梨吧。不过今年的红梨不好，将就吧。”眼前的一切，又让我回到了45年以前。红梨，是柳各庄出产的各种梨里面最好的品种。那些年在柳各庄，去学生和社员家里，都是拿出最好的红梨招待我。今天又看到了那一幕，我的眼睛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