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唐18岁的我，进赵各庄矿采煤区当采支工，干了6年。1977年春，调开滦党委办公室当干部。在众多由基层调局机关的同志中，从老板子岗上直接来的恐怕寥寥无几。因此，我总是感谢开滦，感谢提携我的各级领导们。

我在局机关先后当过调研干事、机关党委组织科长（副科级）及党委委员等。虽努力工作，但学识过浅，能力不高，以致绩效平平，辜负了组织和领导的期望，至今惭愧不已。

后来，组织送我去河北师大中文系，学习了两年文学创作，1987年夏，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调入开滦矿工报社任《星期天》编辑。多年做政治工作，35岁重新学习一门专业，也不算晚，但须下苦功才行。从那时起，基本上晚8点前没回过家，没呆过礼拜，至今也有15个年头了。

一年后，复任副科长。因才疏学浅，难服众望，我曾极力推辞，并推举更年轻同志，无奈不允。

1990年，报社决定重点推出老劳模侯占友的事迹文章，临时抽调我去赵各庄采访。老侯的事迹早让各级报刊写滥了，再报道无疑是记者的大忌。没办法，只得上山和老侯同吃同劳动（没能同住，小石屋太窄，且没有富裕行李）。当时，他正修建猴舍，我就帮着运料。他从山根往山腰上挑水泥，我跟在他后面挑石碴。老侯那年62了，挑起担子仍健步如飞。而我才三十七八，却里拉歪斜，张着嘴喘不过气来。一天下来，肩膀头都肿了，夜里疼得翻不了身。我也气恨自个儿，过去咱也是撸锄杠、抡铁柱子出身，难道刚坐了几年机关，就这么娇性了？我一咬牙，第二天早上又上山跟老侯运料，一直干了7天。7天收获不小，抓着了一些“别人没有嚼过的馍”，回报社一宿写出了3000字的通讯——《他不仅栽下一片绿荫》。

某领导听了采访汇报，说：“文章写得不错，是不是‘左’（指我上山干活一事）了点！”十几年后的今天再反思这件事，可能那时我“左”的表现第一次暴露。虽经领导点拨，竟没往心里去。

在《星期天》干了6年，基本入了新闻行当的垄儿，先后多次获煤炭部、省、市好新闻奖，其中，《绿荫》一文获全国企业报系统好新闻一等奖。

1992年评职称时，人事处指名给报社下了两个破格中级的名额，其中有我。我虽感谢领导对我的器重，但又恐有滥竽充数之嫌，所以，谢绝了，还是按台阶申报了助理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