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感恩

李晓林

每当我想起在柏各庄五场三队的知青生涯，那政治上的歧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汗水，工友们的情谊，连同逝去的青春记忆都会萦绕在我的心际，牵引着我走向那遥远的过去，使我产生一种非常复杂且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俱全的心情。

在“文革”中，我是带着满身心的伤痛，在困惑、迷茫、惆怅和被歧视中来到五场三队的，当时，真的不知以后的路怎么走。但是在三队生活、劳动的几年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老职工和知青们的关爱。使我认识到民心是向善的，它温暖了一颗干涸的心，在艰难的知青岁月中，点亮了我心中的希望，使我重拾了信心，给了我前行的力量。

1970年中秋节的前两天，妹妹从唐山来农场找我，告诉我，因患癌症住院的母亲想吃螃蟹，让我想法搞点。平时，倒是也有工友们，晚上提着马灯去照螃蟹，我却不善此道，感到很是为难。但是，想到拖着虚弱的身体仍在与病魔抗争的母亲，再难我也得满足她的心愿。

我想到了找周顺帮忙。他是滦南县柏各庄村人，贫农出身，早年到农场的老职工，为人仗义、豪爽。虽然年长我们几岁，因为年龄相仿，性情相投，常到我们知青宿舍聊天、玩耍，平时我们知青都叫他周哥。

推开他家用苇子扎的院门，周顺正在堵鸡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求他事说了。他一听，反问我：“是你妈病重住院了？”我说：“对，是癌症晚期。”他略一迟疑，进屋拿了一个马灯和螃蟹篓，说：“走，上五用支。”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是感动，心想有他帮忙，今天一定能抓些螃蟹回来。

照螃蟹就是用手电或马灯，放在螃蟹可能出没的地方，利用螃蟹有趋光的习性，引诱它爬上岸来，用抄子或手把它抓住。我和周顺分别坐在闸门的左右两边，把两个马灯放在了五用支闸门上。因为怕有响动惊到螃蟹，使它不敢往上爬，我俩谁也没有再说话，静静地坐着，等着螃蟹爬上岸来。一轮明月挂在碧空，月光洒在排农缓缓流动的水中，闪烁着片片斑驳的银光。微风吹过，岸边的芦苇摇曳着发出沙沙的响声。周顺时不时抽几口自己卷的旱烟，点点红光时隐时现地映在他的脸上。看着他沉静的样子，我心里不由得着急，这都快10点了，竟然连一个螃蟹都没抓到，如何是好啊。突然，周顺把烟头一掐，说：“下水去摸吧。”说着，把鞋一脱，裤腿一卷就向下走去。我也脱了鞋，卷起裤腿跟着下了水。因为不是大田用水时间，所以，闸门下水很浅，没不了膝盖。我俩把石头缝差不多摸了个遍，才只抓到了两只螃蟹。我知道，可能是因为季节有些晚了，所以，螃蟹不好抓了。想到这些，我和周顺说：“算了，抓不到就算了吧。”周顺却说：“不行，今天非多抓点不行。走，咱们上三岔口。”说着拎起马灯和螃蟹篓拉着我就向南走去。

少年游·知青岁月 薛鹤舞文并书

走了有三四里地，到了三岔口。借着月光，看着100多米宽的大排水干渠，从东到西被一排扎在一根根打在河底木桩上的苇箔截住了。岸边有一座草棚，从草帘缝隙处露出了一丝灯光。周顺说：“你等着，这是我们庄儿的渔铺，我找他们借条船，咱们用螃蟹网拉两网看看。”他进去了不大会儿，和一个壮汉一块儿走了出来。周顺介绍说，这是周大哥。周大哥也没多说话，指着岸边说：“顺子，船就在北边点拴着呢。”说着，扔下了一条麻袋和一张螃蟹网，又说：“除了螃蟹篓里的螃蟹是我的，别处的你随便抓。”说完挥了挥手钻进了草棚里。

我和周顺找到小船，划到河中心。我把螃蟹网挂在了船尾，周顺慢慢地划着船，拖着网向北走去。划了大约有三四里地，中间起了几次网，一只螃蟹也没有拉上来。我看了看表和周顺说：“眼看快一点了，不行咱们就往回走吧。”周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哎，今天算栽了，那就回去吧。”正往回划着，风明显大了起来。周顺一看，大声说：“快点把网拉起来，刮西北风了，快回箔上看看。”我赶紧收起了网，他用力地划着浆，顺风、顺水，比去的时候快多了。离着箔还有二三十米就听到了一阵沙沙的响声。明亮的月光下，箔上黑乎乎的一片螃蟹。我们忙划船靠了过去，用手拨扒着箔慢慢地沿着箔用手从箔上摘着螃蟹往麻袋里装。有的螃蟹一碰就掉了下来，有的却把爪子插到箔里，费些劲才能摘下来；实在摘不下的，因为前面还有很多螃蟹，干脆不摘了；也有一些受到惊吓的螃蟹，自己又掉到了水里。大约抓了有一个多小时，就抓了多半麻袋。看看差不多了，我们就回到了渔铺。听到动静，周大哥披着衣服掀起帘子出来就问，“怎样呀。”周顺往前拎了一下麻袋说：“八路军胜了”。又说了几句话，就告别了周大哥。我俩抬着麻袋回到队里，已经是深夜3点多了。

天刚蒙蒙亮，还不到6点，周顺就到宿舍找我。他说：“快去找你妹妹，到我家喝碗粥，我送她上机务队，要不这么多螃蟹，公共汽车肯定不让上。”原来，昨天他就让老伴跟机务队的老乡联系了一下，打听到今天有拖拉机上唐山送大米，并说好了带一个人到唐山。送了妹妹回来，我也没出工，补了半天觉。

10月1日，我刚刚吃完了午饭，曹文阁突然来找我，让我跟他到北菜园去一趟。我们沿着斗渠向北走着，我问他啥事？他说：“送你妹妹回唐山后，周顺说就着十一放假，整些鱼让你给家送点去”。周顺找的他和严景生、冯文元、高文忠等几个人，拦截了一个涵洞。这个涵洞挺大、挺深，是没来得及顺着排干游到河里去的鱼虾最后栖身之地。哥几个猫腰弓背用脸盆、水桶淘了半天，忙了一身汗、弄了一身水，淘了几十斤鱼，让我骑裴增富的车子送回唐山去。

我骑着小裴除了铃铛不响，剩下哪都响的自行车，走在坎坷不平的八用支输水干渠的堤埝上，感觉着装在麻袋里鱼的躁动，不由地回想着这几天的事情。从妹妹到队上起，在周顺、曹文阁等工友的周密安排下淘鱼、捉蟹，直到送妹妹回唐山。这种帮助、这份情谊，让我感到沉甸甸的。特别是，后来，妹妹告诉我，母亲病逝的前两天，还就着我送回去的鱼吃饭的时候，我更加对这些工友充满了感激之情。是他们的帮助，使我这漂泊在外的儿子虽然未能在母亲病逝时在床前尽孝，却用我的行动孝敬了母亲。为此，几十年来每当想起此事，我总是心安的。

自“文革”以来，家庭的变故，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因为怕沾嫌疑，很多故人都已视我们为路人了，更有落井下石者。没想到，在那极左思潮泛滥，一不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一顶吓死人的大帽子扣在脑袋上的时候，周顺和一些工友却置这些于不顾，帮我这么多忙。使我看到了人们的善良，感受到了工友们的关爱。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使我感到不应再灰心、再颓废，而应面对现实振作起来。我写了一篇题名《忏悔》的日记，现摘录一段：

我忏悔，最近以来我的动摇。我绝不应该多少听信某些好心人学而无用的说教，从而在灰心的基础上更加灰心，放纵自己，放松了学习。信心来自坚强的信仰，来自对于革命的事业心。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生活才能充实、丰富，才能焕发出光彩。挺胸抬头，笑迎严峻的考验。

自那以后，劳动之余，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也偶尔写一些小东西练练笔。后来，工作中虽有一些稿件被大报和本系统省级及以上刊物采用，但我最看重的却是在五场三队时写的一篇小稿。当时，柏各庄农场总场没有电视台，我们收听新闻的渠道就是总场广播站和五农场广播站。如果它们也算是新闻单位的话，那么被总场广播站采用的那篇小稿，就是我的文字见著新闻单位的第一篇稿件。

1971年春天，唐山地区旱情严重，总场广播站播出了总场领导要求节水抗旱的新闻。五农场三队是一个纯水田队，种植着3000多亩的水稻。听了这个新闻我也没太在意，感到节水抗旱和我们没啥关系。

当时，我在芽子秋放水。一天早上，抽开毛渠的闸板，挖开了各个畦的水口后，我就把破棉袄一裹，往农渠的阳面坡上一躺，眯上眼休息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小林子，小林子，你干啥呢，快看看秧田里的水都顺着埝漫出去了。”我慌忙爬了起来，队长正站在毛渠埝上喊我。秧田里的水正从南头的埝上漫过去，向边沟里流着。我忙把毛渠的进水闸板插上，切断了水源。队长自是不依不饶地还在说我“你看看浪费了多少水啊。”我赶紧说：“昨天睡得晚了点，躺那儿不小心就睡着了”。队长瞪了我一眼，没再说别的就走了。看着仍在向边沟里流着的水，想着队长说浪费了这多水的话，使我想起了总场广播站播出的要求各单位节水抗旱的新闻，心里闪过了水田队也要节约用水的念头。柏各庄农场大多数生产队是水田队，恐怕有我这种节水与水田队无关思想的人不在少数，于是萌生了写一篇通讯稿的想法。

下午，趴在炕沿上，吭吭哧哧、苦思冥想地憋了一下午，写出了不到500字的题为《水田队也要抗旱》的稿子。不过读起来却觉得磕磕绊绊的，不怎么顺溜。晚上，我找到史金龙家，请他帮我修改一下稿。史金龙是个复员军人，是一个有文采、有水平的人。在他的指导下，经过两次修改，终于说清楚了全总场节水抗旱是一盘棋，旱田队、水田队都要自觉节水，才能共同战胜旱灾的道理。

这篇稿件很快被总场广播站采用，后来，又被总场广播站评为优秀通讯稿，并希望我以后经常投稿。这使我感到自己还是会有用的，使我增强了信心，坚定了向前看的决心。“黑六类子女算什么，讥笑、讽刺算什么。没有严寒酷暑叫什么，一年四季，没有风雨冰雹，就分不出松柏的苍劲、杨柳的娇嫩。革命者就是要顶风破浪、踏冰雪前进的。”

多年后的9月27日，当我再次回到五场三队，站在五用支闸门上，望着一片片起伏的稻浪，仿佛又回到了知青岁月。上山下乡改变了我的人生，几年的知青生活不仅锤炼了我的身心，强健了我的身体，也使我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它不仅帮我度过了艰难的知青岁月，也伴随了我一生。我感恩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怀念那些善良的人，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仙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