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绳根根闹我心

龚乃全

1968年冬，与那些被“批发”到陌生乡村的同学们不同，我“单选”了故乡，因为，我13岁的童年就存在那片沙土地上。

回乡，孑然一身，拿一笔安家费，上好农业户口，住进父母留下的祖宅。要不是骑一辆老掉牙的“海燕”牌自行车，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便服，谁也看不出我是个“知青”。而进了学校，拿起教鞭，又遮掩了青年学生的底色。

其实，乡亲们也真没有把我当成“知青”，在他们眼里：我，三间半宅院，高中文化，五官端正，称得上庄里的上等人；而瘦弱单细的身材，因为端上了“代课老师”的饭碗，反倒成为天生一副书生相了，再加上父亲留下了极好的人缘儿和口碑，为我的人脉加了厚厚的底分儿。

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少好心人非要帮我说个媳妇儿。隔壁的七姑八姨、邻右的奶奶婶子，争着抢着跑到岐伯母和林三婶儿家，为我提亲。

岐伯母、林三婶儿都是亲叔伯的。回乡后，她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我的临时“监护人”呵护关照有加。

当了老师后，我吃住在学校，每逢星期天，总要回自己的“家”看看，顺便和长辈们唠唠嗑儿，每到那一天，两位年纪人儿今儿你、明儿她地就忙个不停闲，拿出全副看家本事，操持一桌平时难得一见的农家饭菜来犒劳我。

一连几个星期天，岐伯母唠叨，林三婶罗列……××侄女、××表妹、××小姑儿……这个当会计，那个是饲养员……这个聪明伶俐，那个老实厚道……腻腻歪歪，啰啰嗦嗦，搞得我心烦意乱，上好的饭菜直在胃里折腾。

我耐着性子，一脸苦笑。

无论怎么说，在一堆媒婆面前，两位年纪人儿还是有分寸的，深知自己不可能为我的终身大事做主，也就是当当“二传手”，于是、一个劲儿地作揖道谢，感谢她们看得起本家，劝她们回去耐心等着听信儿，答应一定从我嘴里掏出个准话儿。

回乡4个月，已经当了3个月“孩子王”的我，面对“幸福”的烦恼接踵而来，不知所措，蒙头转向。

说句实话，那时的我，情窦未开，根本没有想过谈情说爱，来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里的有限的情爱情节，根本不能与现实接上轨。再说，那个年代，“一军、二工、三教员，誓死不嫁穷社员”，是流行在农村大姑娘心中的择偶排序。我一个纯纯粹粹的穷社员，即便代代课，还不是三天俩早晨的事儿，哪敢轻易谈婚论嫁。

1965年夏，我考入高中。起初，我一直埋头读书；后来，“文革”爆发，出身“中农”的我也只有蔫蔫儿地跟着的份儿。要说念高中时心里没有女孩儿，也是瞎说。记得，高一下学期，为了参加学校文艺汇演，我们班和同年级一个女生班一起排演一出小话剧——《100分不算满分》，女生班的远、媛、云分别扮演姐姐、妈妈、老师；我们班的臣、华则扮演弟弟、爸爸，而我拿鸭子上架充当导演。演出还算成功。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远的泼辣清纯、媛的脉脉温柔、云的端庄淑雅，颇有好感。但，不过如此而已。那是我第一次度量青年女性的曼妙，只因为秤砣仍是一颗待开化的童心，所以，从未有过三选其一建立恋爱关系的念头，觉得婚恋理该在事业有成之后。升学的梦想破灭，事业的憧憬更是化为乌有。

面对一波波由红绳搅起的波澜，我一筹莫展。按照岐伯母的规劝，都是不错的女孩儿，赶紧选定一个算了，但我不认可，人生大事，哪能稀里糊涂当儿戏耍；按照婶子的逻辑，拒绝，等于瞧不起人，甚至是得罪要好的乡里乡亲——根本行不通。怎么办……怎么办……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暑假，回到城里的家。我征询爸爸的意见，爸爸不假思索地说：成家立业，还是立业成家，自己说了算。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绝理由——等我成为一个称职的老师之后再做考虑。

新学期开始了。好一段时间不再有媒婆儿、月下老儿骚扰了，我那颗平复的心思沉浸在对教学的钻研中。

我教的班是一个小学戴帽的“初中预备班”，上头不发教材，不得不由老师们自己编写。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和老师们使出浑身解数，翻阅有限的参考书，恶补教学教法，夜以继日地编写、刻印、装订教材，刻苦备课，呕心沥血。

我自觉地放下“师道尊严”，与学生相处亲密无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对自己严格要求，追求完美的教学态度，亦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不久，我的一篇《用辩证法指导数学教学》在全县教育系统的大会上做了交流。自此，一炮打响，声名鹊起。

一个星期天，在岐伯母家吃过熟懒豆腐后，伯母开了腔：“乃全，别人给你介绍对象，你总说不搞——不搞，我知道，那还不豆（就的意思）是推辞儿。老古人说了，早结婚、早生子、早得济。你二姨的三丫头——春儿，一副好身板儿，又是庄里的民兵队长，比你小1岁，知根知底的，见个面儿，中就中，不中就拉倒。”

一番话说得我无言以对。那个年代，百姓的婚育观就是伯母所说的那么简单，我亦从内心认可。回了乡，成了拥有自留地的公社社员，没有一丝奢念，只是在成家与立业之间有些孰先孰后徘徊罢了。搞就搞吧，早晚也就那么回事，再说总不能驳了岐伯母的老面子吧。

春，歧伯母亲妹妹的三闺女。

面对来我“家”见面的春，虽有心理准备的我依然浑身冒汗，只顾得低头搓手，不知从哪儿开口，倒是春儿自然大方，问这问那，而我的回答一时没了讲课时的流利，断断续续，甚至有些口吃。狼狈得很！

过了一个星期。岐伯母把春捎回的话儿递给了我，“人家嫌你不知道啥叫亲热。送送人家，还没出庄头儿你就折回来了，真是的……唉，让我怎么说你！怪可惜了的。”可惜么？琢磨一阵儿，隐约有些。依稀觉得，春，有点儿像电影《海岛女民兵》中的主人公，像广告画中背着钢枪的女民兵，飒飒爽爽，英英武武的。再一琢磨，似乎她又不是那个让我魂不守舍的“她”，虽然那个“她”是模糊囫囵的，对春，我模棱两可。

第一次相亲，懵懵懂懂，草草收场，几许惆怅，些许自责，自我安慰一番之后，心情很快含含糊糊地平静下来了。

该过去的都过去了。

一天，我在批改学生们的作业——日记。打开了花的日记本，硬皮的，发出淡淡的胭脂香。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头，硬皮日记本，是一种奢侈富有的象征。花，是一位城里的小学毕业生，父母亲，一个工程师一个医生，一同去了西南大三线，她留下来寄宿在乡下的姥姥家。我对花的了解，来自她的姥爷，花的姥爷是我们学校的贫下中农管校代表。论年龄，花应该比我小4岁，但外表可不像一个混沌未开的青涩少女，她亭亭玉立，素洁装束，尔雅而内敛，胸部微微隆起，皮肤白皙，容貌娇美，完全的小家碧玉，她学习算不上尖子，但有一手令人羡慕的工笔画技。

花的日记，仿宋体字写成，工工整整，文字之后，一幅工笔白描：一朵荷花，一片荷叶，娟秀清新，我越看越舒心。翻开另一页，夹着一张方方正正的纸片，几行小字闯进眼帘——“我爱你”！接下来列出“爱”我的四大理由……啊……我的心，突突地跳，咚咚地跳……

突如其来的示爱，让我乱了手脚，脸颊像着了火。

来一场师生恋？花，是个好姑娘，值得爱……偷偷地？秘密的？前车之鉴……不能，绝对不能！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我渐渐冻结凌乱的思绪。好歹方寸未乱，自我庆幸……

于是，我做出了得体的决断。

又一天，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金大奶奶。老人家，70岁，腰不弯、耳不聋，眼不花，一副大脚板儿，对襟布土褂子的斜襟处插一管黑杆儿的“关勒铭”金笔，那金贵的玩意儿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

我连忙拉过一条长板凳，扶老人家坐下。她有气管儿炎的老毛病，一路走来，早已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老人家在庄里是个名人儿。庄上人对奶奶辈儿的称呼，一般只在“奶奶”前面加上排行的序数，而对她确是例外，前面缀上本姓，除了本家之外，庄里人不管年老年少、辈大辈小一律尊呼为“金大奶奶”。

她老人家，出身于金姓大户人家，从小不爱念书，偏爱跟护院的师傅学武，从而也就练就一身功夫，平时又爱打抱不平，接济贫困，因此，很是受人拥戴。抗日时期，老人家送二儿子参加抗战，英勇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她就成了庄上唯一的烈属，享受政府抚恤，那管“关勒铭”正是她参加全县烈属代表大会的证物。凛然正气，烈属身份，自然受大家高看。

老人家不再呼喘，气定神闲，亮开洪亮嗓门儿，“乃全，我来管闲事儿来了。听说，不少给你提亲的，都让你打退了？！今儿，大奶奶给你说俩，我豆不信你相不中一个！”

“您说，您说。”

“头一个，你们斜对门儿的玉欣。”我当是说谁呢？欣，熟得很。她是本姓的远方叔伯妹子，本县一中初中毕业生，她父亲是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师，她哥在县城当财政局长，论家庭条件没得说。

“不合适吧？大奶奶，我跟她虽然出了五服，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龚。”“有啥不合适？又不是近亲！豆你词多”。

见我连连摇头，金大奶奶又打出第二张王牌。那是她家亲戚，成兆才的远房亲戚的外甥女，市里一所中学初中毕业，下乡到我所在的人民公社。成兆才，金大奶奶时不时地炫耀——他会唱，会拉胡琴，又会写剧本子，方圆百里，名闻遐迩，只不过那会儿，还没有人给他戴上评戏创始人的帽子。

与名人沾亲带故，我倒有点好奇，再加上金大奶奶的咄咄逼人，我点了头。这下子可把她老人家高兴坏了，一个劲地跺脚、拍巴掌。“就这么定了，下礼拜见面！”朗朗的，掷地有声。

她，名珠，细细弯眉，鹅蛋脸儿，纤纤身条儿，一笑俩酒窝儿，矜持又有内涵，完全一个冰清玉洁，完全一个小鸟依人。年龄合适，文化相当，长相儿没得挑。这次见面，我少了拘谨，还算放得开，一心想着给她留个好印象，以便后会有期慢慢谈。

等待，似乎很漫长……不说六神无主，也是半心不在焉……

一天，金大奶奶的三儿子——黑三叔来找我。黑三叔，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人称“小神仙儿”。在告诉我——珠的哥嫂不同意结这门儿亲之后，他安慰我好一阵子，也足足抽了有10袋老旱烟了，边抽边耷拉着脑袋。

从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再没有人来为我提亲。我又开始了日出而教，日落而息。

1970年春，该来的终于来了。我结识了现在的爱人。

之所以和“她”建立了恋爱关系，原因有三，首先，“她”也是代课老师，在公社的大姑娘群儿里也算出了名的“五朵金花”之一；其次，是“她”的父母，一个慈善、贤惠、体贴，一个豁达、敦厚、明理，标准的传统意义上的一对儿；再有，就是“她”的大姨夫，洒脱飘逸，睿智深邃，令我顶礼膜拜。

我第一次去“她”家，“她”大姨夫大老远儿专程赶来，皂靴白袜，对襟洋布大褂儿，70多岁，两眼炯炯有神，一把雪白的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范儿。

事先，“她”就跟我提起过这位大姨夫：老两口子无儿无女，他熟读《易经》、《道德经》，倒背《麻衣神相》。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给人相面、看风水。新中国成立后，十里八庄凡有盖房、迁坟、择业、经商、婚嫁的，大都要找他讨个说法，拿个主意，而且，十有八九应验、言中。1966年夏，“文革”之风也刮到了农村，连隐蔽地下的算命先生都被当作封建余孽挖出来，游街、批斗。大姨夫却躲过劫难，这既得益于他的与世无争，也与他不以此为业、收人钱财有关，因为，祖上给他留下一大笔财富。

有了“她”的铺垫，我特地和大姨夫多聊几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天人合一……老人家慢声细语，深入浅出，兴致勃勃。第一次，从未有过的第一次，玄妙神学，似懂非懂，脑洞大开，老祖宗居然有此异说！世界上居然有此奇人！

后来，我和“她”见面的次数多了，彼此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她”才向我透漏：大姨夫曾在全公社大会上悄悄地瞄过我几眼，说了一句：“说不得万里挑一，绝够得上千里挑一”，这才让“她”和“她”的家人下了决心，同意介绍人的捏合，与我见了第一面。

后来，“她”说：全，你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1971年冬，煤矿招工，我回城。

1977年春，我和“她”结婚，一直生活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