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丽英

我们这些内蒙古支边的知青战友们，很多人的婚姻大事都是在内蒙乌拉盖当地结合而成的，成双成对的夫妻几乎都是各大城市的支边知青，他们从繁华的内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聚到了祖国北部荒凉的边陲，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过程，经过几年的拼搏、几年的艰苦磨砺，给美好的婚姻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我回城比较早，结婚之事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完成的。

1978年，我被分配到了唐山市市政处当了一名工人，从事会计工作，办公室里有一位比我年长20多岁的老师傅，业务水平很高，精通账理、字迹工整、清晰，他就是我们这个科室的负责人，还有几个新上任的青年男女们都在这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简易房办公室），有生产预算员、工程统计员、食堂管理员、劳资员，还有分管财务账和分管材料设备账的，这个办公室属于一个综合办公室，天天人来人往很繁忙。

有一天，我们这个科室的负责人说想给我介绍对象，这个人就是他老叔家的老兄弟。下班时，他和我说，你先别着急回家，我跟你说点事，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走净后，他对我说，他叔叔家有个老兄弟，和我同岁，在交通局第二运输公司工作，想给我俩介绍一下，成为永久的朋友。说话间，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他老兄弟的黑白照片，塞到我手里，当时，他的态度很明确：这相片你要不要也得给你，并说，拿着回家再看。于是，我用一张纸包好，放在包里。

回到家里，和我的母亲说了此事，并把两张照片让母亲看了一下，母亲当时不太同意，理由是他从事的工作太危险太累，而且经常出门在外，就算不出门，每天的工作也是早出晚归没有个准点，但母亲对我说大主意你自己拿。

过了四五天，介绍人大哥把我领到了他老兄弟的家里，他老兄弟也已经倒好了两杯水放在我俩面前，我们几个，包括我未来的公爹，漫无中心地闲聊了一会儿。

实际搞对象见面就是一次面试，见过面后，谁也没联系谁，就埋头各干各的工作去了，一周后，介绍人大哥问我，我老兄弟你俩又见面了吗？进行得怎么样？我和他说他没约我，我也没找过他，我们之间一直没联系，介绍人大哥说，今天下班我再带你去一趟他家。

那时候，通信设备和交通工具都很落后，没有手机、没有座机，只靠上下班形影不离的自行车，确实很不方便、再说，我们只见过一面，也没什么感觉。

那天下班后，介绍人大哥我俩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匆忙地穿梭在交通流量最高峰的人群之中，进了他家，介绍人大哥把一肚子的不满情绪全发泄在他老兄弟的身上。他说，老兄弟你也忒不会办事儿了，我给你俩牵上线了，以后的事就靠你自己了，你还又让我跑一趟，今天我把小秦又给你领来了，以后我不当这个电灯泡了。他老兄弟忙说：“中、中、中，以后我们自己联系，不让大哥再操心了。”

从那次以后，他主动约我，利用星期日还看过电影，电影的片名叫《你俩我俩和他俩》，那时搞对象谈恋爱好像只有看电影这么一种形式，说实了，我们也没怎么约会，他也是个知青，曾在遵化县西龙虎峪公社燕各庄插队，凭借着共同的经历和内心的淳朴感情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我们定好了结婚的日子1980年5月2日，那天，是他的好邻居小伙伴用自行车接的我，半路上怕让交警逮住，给喜事添堵，我还坐了几站的公交车，下了公交再次坐到自行车上，由一帮年轻人组成的自行车队，欢欢喜喜、平安顺利地到达了启新老工房。婚宴也十分简单，是在家里置办的酒席。他家的两间简易房是套间，而且高低不平、窄小低矮，采光不好。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家需要一个女人好好收拾一下，这个震后建起的小院只住他们爷俩，他的母亲在震后的一个月就病故了，哥哥姐姐都已结婚另过。

这两间简易房因为是建在老房基的废墟上，屋子里边的地面上还时常出现耗子窟窿似的大洞，弄不好脚就会漏进去，在这两间房的南边有一间震前水平的倒座房子，虽然没被大地震震倒，但墙上有很多不规则的裂缝，仍然挺立在那里，房子的里边很多不太像样的木料和板材做了防护支撑，这就是我们的婚房，居住面积比现在的一间房小很多，地上放一件大衣柜和一个圆桌就转不开身了。

1972年，作者和战友苟秀英合影。

婚后，我们过着很平淡的日子，退休的公爹给我们看着这个小家，我们俩周而复始地奔波于上下班的路上，我爱人是一名大货司机，我是一个单位的小会计，都是普通工人。1981年生下了大女儿、1986年生下了二女儿，两个女儿的到来给我们这个小家带来了欢乐，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忙不完的家务活，但我们其乐融融、乐此不疲。

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满的婚姻存续时间不长，但也不算短，整整20年，陪我20年的他，在一次带徒弟去河北涞源县山区运货途中，因雨天路滑货车侧翻于路边的深沟里，坐在副驾驶上的他却丢掉了性命。我明白，夫妻二人的生命驿站不可能安排在同一时间，总有一个早一些，一个晚一些，可是他的生命驿站安排得太早了些，年仅46岁的他离我而去，我只好调整心态面对现实，坚强地过好后半生，丢弃悲悲切切的昨天，重振精神过好每一天，往前看，天空飘来几个字“那都不是事儿，是事那只是一阵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