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色的远方走来

史有山

我是1976年7月从唐山二中毕业下乡到丰南县钱营公社南苗大队的。唐山大地震后的1977年，春耕时，生产队召唤知青回村参加劳动，种种原因，我村30名知青，只回去了我们5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女知青。

我们4个男知青住在大队部旁的知青点里，女知青叫闫梅，住在大队部前面的小卖部里，小卖部分里外间，外间卖货，里间住人，闫梅和大队书记的女儿小红住在里面。闫梅长得白净，小红黑，尤其害羞时，脸黑红黑红的。晚上收工，吃完饭，我靠着被垛看书，是从老乡家借来的《林海雪原》，小勇低头画画，杨甄和梁筱弟有事没事地往小卖部跑，隐约能听到杨甄哈哈地笑，夹杂着咯咯的女子笑声。很晚两人才回来，一进门，梁筱弟说，杨甄看上闫梅了！杨甄笑着捣了他一拳，瞎说，闫梅是咱们的嫂子，我敢动心思？小勇停下画笔，不解地问，她怎么成嫂子了？我也抬起头望着他。杨甄说，上面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要扎根就得成家，咱们4个人中有山最大，成家也要大哥先来啊。听听，把我扯里了。我急忙说，别瞎说，传到人家耳朵里，小心挠你个满脸花。梁筱弟说，闫梅知道了。小勇问，她啥反应？一下跑到屋里去了，到我们走还没出来呢。梁筱弟说。我有点急，说杨甄，你这个玩笑开大了吧，我可声明，出啥事，和我一点关系没有。杨甄大咧咧地说，没事，我给你们牵线搭桥，不说谢谢我，还行骂我的。又冲小勇说，下一步就给二哥张罗，我准备把小红给你说说……小勇一下子把枕头掷过去，说，你找死吧。杨甄一把接住枕头，都说，吃饱饭骂厨子，你还没吃饱呢，就打厨子。我们都笑了。杨甄就是嘴好使，整天不知哪来的话，一天到晚说个不停。

作者在乡村小河旁留影。

知青生活是很单调的，那时，村里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看到，村子里年把月不来一回演电影的，偶尔来一次，就成了村里的大事，队长早收工，让大家早回家、早吃饭，然后全家老小拿上小板凳，早早到打麦场上占地方。盼啊盼，等到一开演，是《朝阳沟》，很多人都失望，看过八百回了，又是这部电影。但人们都不走，还是津津有味地看完。散场了，在场边遇到了闫梅，她在四处张望，像是在等人，看到我，一下扭过了身子，虽是夜晚看不清脸色，但我知道她的脸肯定红了。我搭讪着，还不走？她头也不回地说，你等会再走，我有话和你说。等人都走尽了，闫梅转过身来说，杨甄说的话，你听到了吧。我急忙说，他是胡说的，你别当真。闫梅看我一眼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并没有在这里扎根的想法。我说我也没有。闫梅说，那好，今晚的谈话，我希望只有咱俩知道。我说，我没有那么傻吧。闫梅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发愣。夏日的夜晚，微风徐来，吹在身上很爽快，吹得我心里隐隐约约地萌发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闫梅的小卖部，成了村里青年人的聚集地，到了晚上，常常聚满一屋子的人，表面是来买东西，实际是看闫梅。闫梅爱穿一件上面点缀着白色梅花的蓝褂子，配上白净的脸庞，很是吸引人。农村青年很朴实，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也不敢表露，聚在一角抽烟，高声谈笑，把小卖部弄得烟气腾腾，偶尔，偷偷地看一眼闫梅。有个小伙子大家都管他叫“犟驴子”是个愣头青，总表现得比别人胆大，嬉皮笑脸地趴在柜台上说，闫妹子，给大哥拿盒春耕烟。闫梅板着脸说，一毛！犟驴子故意把钱扔地上，谁知，闫梅看也不看地上的钱，拿起一盒烟，啪地摔到犟驴子脸上，犟驴子一愣，闫梅双手叉腰，怒视着他。犟驴子看看闫梅又看看小红，不敢发作，自己找台阶下，说，好男不和女斗，猫腰捡起烟盒，拆开捏出一支烟抽起来。周围的人，先吃惊得张大嘴，继而哄堂大笑，犟驴子也红了脸，讪讪地走了。闫梅对知青很热情，我们去买东西，总是笑脸相迎，买饼干，买“二细”每回都多给。

到大秋时，闫梅调到了公社广播站，当了播音员，这让我们羡慕死了。那时没有手机，不像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朋友联系，很长时间见不到闫梅，只是在每天的早晨、中午和晚上能听到她的声音，一只纸喇叭，装在木匣子里，她的声音通过有线广播传过来，尖细尖细的，根本不像她的声音，慢慢地她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淡化了。后来听说，闫梅总被50多岁的站长骚扰，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回到城里做起了临时工。

小勇能写会画，深得大队书记的赏识，想把女儿嫁给他，通过生产队长向小勇透露了这个意思，小勇犹豫不决，私下里问我该咋办。我说，这事你自己要考虑清楚，是将来回城，还是就地安家，大主意你自己拿。小勇说，我上面两个哥哥都留城了，我回城肯定没戏。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愿意。小勇会画画，在村里出了名，常常有大妈抱着孩子来找他，往炕上一坐说，小勇，给我们小子画张像。小勇就让小孩坐好，支起画架，不一会就画出一张像来，是铅笔素描的，大妈拿了像，一把抱起孩子，乐颠颠地走了。也给小红画过像，头一次小红不满意，说我怎么脸上这么多黑色啊。小勇说，这是素描，就得有黑色才有立体感。接触多了，两人互有好感。小红就是长得黑点，细看眉了眼的很中看，尤其眼睛水汪汪的，很有神，小勇可能是给她画像时动了心思。回家和他妈一说，他妈不同意，哭着要去找大队书记，说求求放过他儿子。小勇说，妈，这是哪跟哪儿啊，是我自己同意的，没人强迫。最终小勇还是和小红结婚了，两人生了一儿一女。后来小勇招工返城，小勇费了老大劲，也没把小红办进城，无奈两人协议离了婚，儿子跟了小勇，女儿留在了农村跟着小红。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回城，心里这样想，表面不能露出来，相反下地干活时，表现得很积极，脏活累活抢着干。秋后，要给大玉米施肥，肥料是氨水，这东西看着像清水，实际很熏人，散发出的气味钻鼻子、呛眼睛，让人出不来气，社员都不愿意干这活。队长派活时，我举举手说，我算一个，队长又指派了四叔、犟驴子我们3人为一组。四叔50多岁，为人本分，话语不多。犟驴子好恶作剧，刚到村里时，他拿一条蛇差点吓死我，四叔狠狠地骂过他一顿。这次我可要提防他了。氨水放在村头一个埋在地下的水泥池子里，打开上面的盖子，一股呛人的气味猛地冲出来，熏得我眼泪唰地流下来，一阵恶心，跑到一边干呕起来。犟驴子笑我说，看你这娇性样，瞧我的，说着，把头伸在井口里，一会抬起头，果然没有流泪，没有干呕。四叔说，把眼闭上，别吸气就没事。氨水装到一个大皮囊里，四叔赶车拉到地里，拴好牲口，递给我一根拇指粗细的、削得尖尖的木棍，说，你在前面扎眼，说着做个示范，详细告诉我该怎样干。我按照四叔教的方法，把每棵玉米靠近根部的地上，都扎一个小孔，犟驴子提个磁茶壶，在后面往每个小孔里倒氨水。这次出奇地稳当，他没有出什么幺蛾子，也许他知道氨水是腐蚀性很强的东西，弄到身上会烧坏人的。但我提防他的心，直到晚上收工才放下。

1977年年底，村小学校的苗翠兰老师到新疆部队探亲，留下一个班没人教。大队书记找到我，要我临时代几天课，我应了下来。一到冬天，知青早早就回家猫冬，知青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各种困难接踵而至，首先，吃饭成了头等问题，其次，晚上睡觉也是个事。知青都在时，有专人给我们做饭，到了下午，宿舍炕炉子也烧上火，晚上屋里虽然冷，但火炕是热的，能舒服地睡上一觉，眼下，都走了，做饭烧炕都没人管了。

我试着熬玉米粥，灶膛里火点燃了，呼呼地响，我却站在锅台前发愣，锅里放多少水，放多少渣子，什么时候放，都不知道。想了想，我舀了一瓢水放进锅里，又从墙边的口袋里盛出一大碗玉米渣，也不洗，直接放进锅里，盖上锅盖，使劲拉风匣，水翻开着，热气蒸腾，谁知，一会儿锅里水就熬干了，光剩下渣在冒热气，又一会儿，渣贴在了锅底，还发出煳味，尝一口，硬硬的根本没法吃。我使劲把勺子扔在锅里，正生气，小勇夫妇来了，小勇揭开锅盖看看说，我就知道你吃不上饭，在家是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主，现在跟锅台较劲，整不过人家吧。小红说，大哥，别难过，走吧，去我家吃。我对小勇说，谢谢你俩的好意，我一定要学会做饭，你家的日子也不富裕，我不能总蹭饭吃吧。对小红说，你告诉我一下做饭的步骤就行了。慢慢地，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生存的技能，简易宿舍，四下透风，屋子没生火，冷得像冰窖，晚上睡觉，我把知青留下的被褥都铺在炕上，身上盖两条棉被，头上戴着棉帽子，睡得也很香甜，只是早晨起来，鼻子尖冻得冰凉冰凉的。

春节前，苗老师探亲回来了，我收拾行装回家过年，临走，小勇说，明年想不想去参加高考？要是有想法，我可以给你在书记面前请假。我毫不犹豫地说，参加。我觉得，参加高考，是回城的安全通道，、招工、因病返城等，都有可能被他人顶替，而高考是要用分数说话的。

过完春节，我就躲进我家的小屋里开始用功。我家简易房一共3间，到了冬季一家人吃饭、看电视、睡觉，都在一间屋子里，为的是节省燃煤。我提出要复课，全家人都支持，母亲特意多买了几节烟囱，使火炉子的通风管道穿过墙壁，在我学习的屋子里拐个弯，再通向室外。这样，我的屋子就多多少少有些火力了。

然而，外面下雪时，屋子里冷得冻手冻脚，我就穿上棉大衣，再披一床棉被，腿上裹一床棉被，脚上穿上棉鞋，坚持复习。手冻麻了，伸到怀里暖暖，脚冻木了，站起来在室内不停地走，边走边背英语单词。那年代，有电视的家寥若晨星，我家就有一台，是唐山电视机厂出品的，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木盒子，椭圆形的荧幕，向外凸着，体积很大，也很沉，两个人抬着还直咬牙。因为是个稀罕物，左邻右舍的人们都来我家看电视。那时电视正演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等，看惯了8个样板戏的人们，看到这样精彩的电影，多晚也不走，直看到“再见”才算完。简易房墙壁是苇帘的，两面抹上泥巴，很薄，根本不隔音，大屋里人们看电视欢笑声、议论声、惊呼声清晰地传过来，搅得我没法看书，又不能轰人家走。没法，我用棉球塞住耳朵，再把棉帽子的护耳放下来，在下巴底下系住，这下好了，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连母亲叫我睡觉，我也听不到。后半夜，母亲睡了一觉，醒来看到我的屋子还亮着灯，叫我，不应，下床到我房间，一看我披着棉被坐在椅子上，头歪在一边，睡得正香，轻轻捅醒我，我激灵一下站起来，一看是母亲，又坐下了。母亲说，夜深了，到床上去睡吧，小心着凉感冒。我揉揉眼说，再看一会就睡。看书看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是常有的事，我上高中时学的课本，和高考要求复习的十年制全日制高中课本，内容差距很大，我不加班加点，想考上大学根本没戏。

老天不负有心人，如愿以偿地我考上了石家庄纺织学院，办户口迁移手续时，需要大队给出鉴定，大队书记很痛快地给写了鉴定，大致意思我还记得：

该人，在自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能虚心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参加生产劳动中，脏活累活抢着干。

能服从大队的需要，认真完成大队交给的任务，希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做出新成绩。

跑公社，跑知青办，手续都办完了，我安下心来。回到村里，把小勇、杨甄、梁筱弟叫上，骑自行车，去公社所在地的一家小饭店喝酒。那时期，饭店也没啥像样的菜，我们要了木须肉、一盘熘肝尖、白菜炒饹馇，还有一大碗粉条炖猪肉，当地人叫粉炖猪。薯干子酒，一人一碗，杨甄先站起来说，来，哥几个举碗，祝贺逃出去一个，每人喝了一大口酒。梁筱弟说，大哥，不知以后到城里你还认识我们不。小勇接过话头说，这话说得，一块共过难、患过难的兄弟，还能不认识，走到天边，咱们也是哥们，只是、只是以后天各一方，怕是很难聚在一起了。说着，放下酒碗，一下趴在桌上，突然哭了。梁筱弟也直抹鼻涕，我的眼圈红了，心里泛起一股热浪，喉咙哽咽。杨甄没了往日说话的俏皮劲，声音很低说，大哥上大学，是好事，应该高兴，咋整成生离死别似的。忽地，酒碗往桌上一放，跑出屋子，蹲在墙根捂住脸。我们都追出去，四条汉子哭成一团。饭店老板以为我们都跑了，追出来，见此情景用围裙不住地擦手。

紧张的3年学业，在课堂、食堂、宿舍穿梭中过去了，我顺利地拿到毕业证书。捧着大红的证书，心里一阵激动，我户口可以留在城里了，可以吃商品粮了，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但心里也在想，朝夕相处的哥们，你们都在干什么？

1983年春节过后，我被分配到唐山华新纺织厂工作。那时，大中专毕业生算是干部编制，但新来的学生要下车间跟运转班实习一年，才能调到科室工作。华新运转班实行四班三运转，分别是：甲、乙、丙、丁四个班，早班、中班、夜班交替，总有一个班在休礼拜。我头一天上夜班，跟的是甲班，初次夜里上班，很不习惯，感觉总是晕晕乎乎的，进了打纱车间，机声一片，更是吵得我心神不宁。换好工作服，跟在教练身后，向弄档走去，弄档里女工们忙碌着，飞花一片，我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近距离接触纺织机械。

慢慢地我的注意力转到了机子上面，看女挡车工熟练地将纱穗引头、绕过槽筒、穿过导管和筒子接头，压下手柄，槽筒飞快地转动起来，宝塔形的筒子眼看着变大，像成熟的果实被摘下。我尝试着做这些动作，然而，看着容易，做起来难，纱线也欺生，偏不按我的要求去做，一通忙活，一根纱头也没接上。正着急，有人喊我，史大哥，你也到这里上班了？我停下车一看，竟是闫梅。我摘下口罩叫起来，怎么是你，你怎也在这里？后来，我才知道，闫梅从广播站回来后，到处做临时工，知青返城后，她也把户口办了回来，赶上华新招工，她就考上了，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拿出在农村能吃苦的劲头，什么事都争先，深得领导赏识，不到两年，就被车间提拔为班长。

我决心向闫梅学习，尽快地熟悉业务。一年后，我如愿成为技术员。就是凭着在农村练就的不怕难、肯吃苦的劲头，没几年，我就被聘为了棉纺工程师。到我参加工作10个年头时，又被提拔为专管设备的技术主任。这一年，我们工厂购进了新型立式打纬机，打纬机出产的沙穗，专供片梭织机使用，其成型质量直接关系布面的光洁度。老旧的卧式打纬机效率低，爱断头，造成坯布整体质量下降。而立式打纬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几乎无断头，成纱质量高。使用一段时间后，材料员汇报说，三角皮带消耗太大，平均每个月消耗25根。很明显，这不正常。我召集技术员和技术骨干开会研究问题的原因。到车间现场查看，打开机器盖子，很快我们就看到，高速运转的皮带摩擦着主动轮外沿，使皮带过热，而过热的皮带抗拉性能大幅下降，时间不长，就断掉了。找到问题症结所在，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革新，我画了图纸，把原来的下托式张力轮，改成上压型，不但避免了摩擦，还缩小了皮带与带轮的包围角，提升了传动功率。一下子使皮带的消耗降低到两个月才用5条。这项技术革新成果，受到工厂的表彰。

为了提高售纱质量，我们工厂利用国家无息贷款，购进了12台捷克气流纺纱机，这种机器，外形整洁，生产效率高，省人工，成纱质量远比手工打纱高。

工厂选定我们车间安装。这样一来，原有的厂房布局就不够使了，我提出可以把车间办公室、维修室、更衣室、库房、洗澡房等辅房拆掉，来扩大车间面积。车间面积扩大后，工厂为解决辅房的使用，决定在车间外面建一座三层楼房，并从市里请来了施工队，开槽，打地基，搭脚手架，工程顺利地开展起来。

1976年，作者（上左一）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在下乡前的合影。

一天傍近中午，我刚走出车间想回家吃饭，忽听有人叫我，是谁呢，声音这样熟，我回头看，一个汉子站在脚手架上朝我挥手，我走近看，是小勇！我几步奔过去，他也从架上下来，不顾他身上沾的泥土，我和他抱在一起。一阵激动过后，我细细地端详他，小勇穿一身蓝布工作服，洗得有些发白了，脚穿一双翻毛鹿皮鞋，长年在露天作业，脸晒得黑红，但显得更壮实了。问他，怎么到了建筑队。小勇说，我上学的第二年，公社给了大队一个到市三建上班的名额，起初，大队书记瞒着小勇，怕他知道后要，更怕的是他回城后，自己的闺女没法安排。赶集时，小勇从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嘴里知道了消息，回家找到自己的老丈人，非要这个名额不可，不给，马上离婚不过了。小勇的不管不顾，让书记为难，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小红很支持小勇，也逼她爸把这个名额给小勇。可能是小红看出小勇去意已决，捆绑也拴不住他了，不如让他如愿，两人可能还有未来。这样小勇到了市三建。三建当时是新成立的建筑公司，公司领导大部分是部队转业军人，虽然不是很内行，但管理很严格。从农村招了一些青年瓦工，文化水平都不高，又从下乡青年中招了一批工人，相对来说，小勇他们算有学问了，知识青年嘛。没两年，小勇当了施工队队长。

中午，我请小勇在我们厂子对面的小饭店吃饭，小勇说，下午还要干活，少喝吧。我们使小杯，一口口抿。从他嘴里我知道了他的现状，知道了杨甄也回城了，到了齿轮厂工作，梁筱弟到了市交通局，据说，总跟着施工队到处修马路。我告诉小勇，闫梅和我在一个厂子上班。小勇说，那正好，赶紧培养感情啊。我说，培养啥感情啊，人家孩子都3周了。小勇说，那你现在是单身？我说，咱哥们还没混那么惨吧。我告诉了他，我的爱人也是在华新工作，是个后勤管理员。

小勇喝下一口酒说，不知怎么，有时候，挺想那个小村的。我知道他的心思，说，你们还是复婚吧。小勇摇摇头，没说话。又喝了一口酒，小勇说，联系一下咱们那哥几个，哪天有机会好好聚聚，还在公社那个小饭店。

我应和道，一定要聚聚。一下子，我的思绪被拉到了那远方绿色的田野，那风吹过、麦浪翻滚着涌向远方的平原，那雨下过、翠绿的玉米舞动着长刀的青纱帐。

哦，绿色的远方，留下我青春身影的绿色远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