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27日，我插队来到唐海县五农场三队，一同到三队的还有来自唐山5所中学的26名知青。

靠近海边的三队是基本队，（就是各处来的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农工中青年居多，都是吃食堂、住宿舍，我们很快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生活。

农场以水田劳动为主，种水稻劳动强度大，加之地多人少，很少有农闲时间。虽然这样，仍没减弱青年人的青春活力，纷纷在休闲的时间展现各自的业余爱好以丰富单调枯燥的生活。有爱玩乐器的，有练打拳摔跤的，我则保持着上学时锻炼身体的习惯——长跑，每天早晨都要绕着农田跑1000～2000米。

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大运动量锻炼，使我的饭量大增，成了有名的大肚汉。当时，曾有人问我一天吃多少，我答曰：“早晚各八两，中午一斤二。”好在那时五场三队吃饭不定量，食堂买饭也不用粮票，只收钱票。但好景不长，大约在1971年，三队也开始实行定量，凭粮票到食堂买饭，男知青每月56斤，女知青45斤。一般男知青都不够吃，女知青则有剩余。饿着半个肚子，长跑是不能跑了，吃饭也得要算计了。

知青们度过了几年“单身贵族”生活后，面对现实也开始了谈婚论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一时间，各种“传闻”不绝，“绯闻”不断。像某某已锁定目标，某某与某某进展神速。形成一个搞对象、谈恋爱的小高潮，颇像现在大学里的伊甸园现象。

受大气候影响，我也开始考虑终身大事。那时，谈恋爱不像现在这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男女之间的交往也比较含蓄。我通过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将目标锁定了现在的妻。为了表明心意，我托好友康送给她一封信，大意是：“通过几年相处，看到你各方面都不错，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能否进一步加深我们的革命友谊？”那年代干什么事情都要冠以“革命”。几天后，妻回复说要回家征求家里的意见。我只好耐心等待。又过了一段时间妻探亲回来了，托人给我带信说：“家里不同意。”我当时倍受打击，但是，家里人不同意的原因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是“富农”出身，在那个讲阶级、讲出身的年代，家庭成分高是令人生畏的，它是可以决定你及后代人的命运的，甚至还要累及旁人。因此，我也只能认命了。但是妻却并未表明她个人的态度，只是托康给了我24斤食堂粮票，我则送给她一个精装笔记本，这事也就暂时搁下了。

那时，我们知青在农闲时回家探亲都爱互相串串门，同我们一块住宿的一个叫旭民的农工，因年龄相仿，也融入我们之中，他有时也爱到各家串串。一次，他在回家途中串门到妻家，回来以后问我与妻的事，我矢口否认。他说：“你就不用瞒着了，我都知道，康还给你从中传递‘密电码’呢。”而后，他又对我说妻的父母向他打听我这个人，他把我说得挺好的。既然他这样说，我也就以实相告。旭民又说妻家里的意见是你们家没有现行问题，也可以考虑。看来事情又有了些转机。

又过了几个月，妻探亲回来，我得知家中的阻力主要来自她一个姐夫。而这倒激起了妻的逆反心理，事情发展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化。

1972年初，我拜访了妻的父母，关系就算定下来了，妻自然也常将结余下的粮票接济我，使我减少了断炊之忧。

我们在农场插队6年多，从不同学校的两名知青到结为相依相伴的生活伴侣，也算是缘分吧。若干年后，我们有了两个女儿，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也把这段情缘讲给她们听。一天，初谙世事的女儿问妻：“我爸你们俩谁追谁呀？”“你爸追我。”妻说。女儿说：“我看还是你愿意，要不你怎么会给他粮票呢！”妻一时被女儿问住了，分辩说：“我那是可怜他，我是学雷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