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云

王春英是我的同班同学，小名大英，她虽是工人子弟，但她家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那年代家家的孩子都五六个，可她就有一个大她10岁的哥哥，我们上学时就已工作。她父亲是开滦井下老工人，母亲是华新纺织厂老工人，钱挣得多，那时唐山就有“穷钢厂，富启新，要想发财上华新”之说。二老40来岁才有了这个宝贝女儿，所以，大英个性很强、说一不二、在家是个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宠女。

本来大英在班上是个挺不起眼的同学，她坐在教室前面，我和她并没有多少交往。可“文革”中大英因出身好根红苗正，且社会关系也清楚，所以，同学们就选她当了我们班的排长。1968年初，随着运动升级，社会上又开始肃流派，个别同学向大英反映说我不是变色龙也是流派，在班上是三朝元老，还有人反映见我和二中的矿派头头在路边说话。这事若不是让大英给压下了，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动乱年代我肯定是要挨整的。当大英悄悄告诉我时，我对她充满了感激。因为父亲的问题，我已抬不起头来，我不想再惹麻烦。想想那些事儿甚是滑稽可笑。当我父亲因站错队和历史问题被关进牛棚后，我就开始避蔫儿，埋头做个不惹是非的人。

当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我们68届毕业生是“全部拉”去农村上山下乡。这时，大英找到我要我和她一起去，“既然都得走咱还是第一批走吧！”就这样，大英、王富春、张沛然我们4个同班同学结伴和一部分其他同学一起被分到丰润县鲁各庄插队。临行前，大英的老爸老妈泪眼婆娑地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大英身子弱，她啥家务都不会干，你各方面都比她强，身体也比她好，你们俩就在一起吧，大英个性强你要多包涵她，多照顾帮助她，我们谢谢你啦！”面对两位老人的殷殷嘱托我说：“叔叔、阿姨没事的，你们放心吧！”就这样，我和大英分在了鲁各庄二小队，开始了朝夕相处、同床共枕、同甘共苦的知青生活。

大英是家中老小，而我是家中大姐，父母上班，4个弟弟妹妹我照顾得多。所以做饭料理家务是我的强项，我俩的搭配可以算是互补，每天做饭她在锅下烧火，我负责做饭烧菜，大英个性强，炒什么菜从不让用葱蒜炝锅，我都依她，把菜一股脑推下锅，无论好吃与否大英从不挑剔，为了学贫下中农勤俭节约过日子，我俩还用高粱糠做成饼，用麦麸子做成饼吃，虽不好吃，但那是我们知青人的激情使然。大英个子瘦小，在家又从没挑过水，我俩住的东厢房要过三个高门槛，所以，挑水是我的事，生产队分粮、分柴、分煤等也都是我的事。姐俩既然混到一起，我多干点从不和她计较。大英爱干净，爱收拾屋子洗衣服，尤其是晚上饭后她必烧一大锅热水，供我俩洗漱，劳累一天后洗一洗，干干净净躺在被窝里写日记，聊聊心里话，是我俩最惬意、最开心的快乐时光。

大英是个快言快语的痛快人，生产中她虽闹了不少笑话，比如，她看到大片绿油油的麦田直呼“这韭菜长得也太好了！咋种这么多呀！”在老乡的哄笑中更拉近了与贫下中农的距离。她的人缘很好，干农活时无论耪地、锄苗，收庄稼她总会落在后面，除了我义不容辞地转头帮她外，总有老乡来帮她。麦收是农村中最苦最累的活，才拔了两天的麦子，我俩的手都打满了血泡，晚上清洗后，我俩相互把泡挑破，用布条把手包好，大英蜷缩在炕上用被子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也很难受，暗自垂泪，浑身都疼，两条腿如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哪睡得着觉呢，辗转反侧。可第二天清晨4点，我俩又和社员一起去拔麦子，有人逗大英，“这么累的活你能吃得消吗？”大英乐呵呵说：“分儿、分儿、庄稼人的命根，我还想多拔麦子多挣工分呢！”那时，我才晓得瘦弱的大英还有如此倔强的性格。

1969年的雨水太大了，庄西的地都被水淹了，到了收秋季节许多地块仍是汪洋一片，进不了车，我们每人都背个筐，把收下的玉米、高粱等用筐装满扛到车上或直接扛到场上，光着脚，踩在泥水里那份艰辛困苦，连老农都犯怵，何况我俩十七八岁的知青呢？那天，收一块长垄玉米时，没膝盖的水，天还下着小雨，为了和老天抢粮食，我们背着筐很艰难地擗着玉米，只听“哎呀”一声，大英蹲在了水里，我忙过去一看，玉米秸子把她腿划了条大口子，血流出来把水都染红了一片，我忙喊来队长把她搀扶出去送回家了。那天我收工回来，见大英蜷缩在炕上，眼都哭肿了。腿上的口子涂了红药水用布条缠上了。我安慰了她几句，破例做了热汤面。饭后大英也不说话，捂着被又是一阵痛哭，我怎么宽慰她呢？对她我是即同情又无助。好在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人都有理想、有追求、有憧憬，谁也不愿落后。大英虽然爱哭点，但她骨子里还是非常坚强的，只休息一天就又照常出工了。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大英还是非常乐观向上的。

1970年，知青姐妹送孔紫回城留念。后排右起王春英、张沛然、王富春，前排孔紫（右）、本文作者。

忙忙碌碌的一年过去了，大队有规定知青在头一年工分拿最高的，即男知青8分，女知青7分，到了1970年开春，我们队给我们3个女知青评工分，大英5.5分，关小萱6分（她是村小学一个公办教师的女儿，也分在二队插队）我评6.5分，我一看，这结果恐怕大英的自尊心受不了，会一蹶不振。就找到队长请求把我的0.5分降下来给大英补上，我们3个都拿6分。可较真儿的队长就是不同意“我们是根据你们的活计、能力评出来的，是全体社员评的，没法改了！”没办法回家后，我对大英又是好一阵劝慰，“给你几分你就干几分的活儿！别再拼命了……”可大英又委屈地哭了起来。“我觉得无论干什么我都很尽力了，我真的很累了，是心累，明知自己做不到还逞强去坚持。可结果呢？去年我俩拿全分，干了满一年，年终才分了六七块钱，我现在挣小孩分，到年底我连口粮钱也挣不出来，我快坚持不下去了……”面对农村贫困的现状，我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只是陪着她唉声叹气，这个村子太穷了，追求的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了，就觉得前途是茫然一片。

1974年，大英她顶替母亲进了华新纺织厂工作。王富春也顶工回了城。1975年7月，我也返城做了唐钢工人。在唐山地震前的6月下旬，大英约我和富春去她家，原来她谈的男朋友那天也去她家，她想让我俩看看帮她参谋参谋，那是一个挺不错的供电局小伙子。谁知那竟是我和最亲密姐妹大英的最后一面。惨绝人寰的大地震瞬间夺去了她家6条生命（哥嫂和俩侄子），只剩下花甲之年的老父亲回山东老家才躲过一劫。太残酷了，几年后，她老父亲病逝，这个7口人的大家庭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