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恋一年后的春末，我返城来到天津参加铁路建设，我与任君距离拉开了，见面次数少了，但鸿雁传书不断，热恋感情尚存。

有一天，我回到家中，已经退休在家的父亲与我做了一次长谈。记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父亲第二次与我谈话，第一次是我在下乡的前一天晚上。而这第二次话题是针对我的婚姻问题。父亲不同意我与任君谈恋爱。我一下子懵了，“为什么？”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经历的事太少，但多少也了解一些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针对出身高的家庭。任君家庭出身不太好，你要多为今后的前途着想。“家庭出身是上辈人的事，与我们新社会长大的孩子无关，”父亲又说：“现在社会上血统论还占优势，唯成分论也根深蒂固，难道你想一辈子卷入政治漩涡，一辈子做挨整的对象？”“我俩的事凡是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如果因我而分手大家会怎么看我？”父亲仍不温不火地解释：“那只是眼前的、暂时的。如果你们一直这样走下去才是一辈子的、长期的。”这时，大姐夫回来了，听见父子俩的话题，两人一唱一和喋喋不休地一个劲地神聊，一会讲出身，一会啦两地分居；一会谈爱情怎样才能纯洁，一会又说起了阶级斗争。直说得口干舌燥，没有我插嘴的机会。那一天，我失眠了：爱缕情丝与政治纲线怎么会连接呢？今后的两地分居确实是个问题。从那一天起，对于任君我的确有些动摇了。

过了几天，我约任君见面，把父亲与姐姐姐夫的看法向她一五一十说了。任君并不动声色，只轻声问了一句：“你的意思呢？”任君一句话点拨了我，看来，过来这几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这要有我的意见啊！真是当事者迷。怎么回答任君的反问呢？要说我动摇了，我只好违心地说：“我还是愿意咱俩继续下去。”任君是何等聪明，她会看不出我的所愿，会听不出我那句敷衍的话吗？她眼含着泪转身走了。

回到家，父亲对我发了脾气。原来我与任君在街口说话被姐夫瞧见，回来向父亲打了我的小报告。父亲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你再不与任君断绝来往，咱们就脱离关系，你爱咋办就咋办吧。我简直崩溃了。

回到铁路建设工地，我萎靡不振。那天晚上的业务学习，本来在技术上号称“问不倒”的我，对班长的提问“一问三不知”。学习过后，班长问我怎么了，我小声地对班长说：“在处理恋爱关系上，摆不平父亲与女朋友两种相反的意见。”班长说：“你还年轻，要尊重父亲的意见，他老人家养你这么大不易，不能伤了老人心。”那一天晚上，我彻底向父亲投降了。

过后，我给任君去了一封信，诉说了我自身的痛苦：“……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咱俩的事与父亲闹翻了，我有些无奈了。白天一个劲地吸烟，晚上彻夜不眠，到底怎么解决？看来，我们恐怕要分手了，这样才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只有对不起你了……”

不久，任君给我回了最后一封信：“……我实在不知你有那么大的隐痛。不过像这样俩人生生掰开，谁受得了呢？晚上，我的泪水浸湿了枕巾；白天，干活也打不起精神。长痛不如短痛……”

我知道，与任君分手千错万错在我，不知乡亲们和知青们如何看我。于是，我约了男知青中唯一的高中生，知青们都叫他“校长”的郝大个在市里见面。一瓶酒，一支烟，二人手把酒杯说起了知心话。几杯酒下肚，我打开了“话匣子”，越谈越激动，越聊越痛苦，一个劲地挠头发。“校长”见我如此，只能好言相劝；往长远看，今后慢慢会好的。

两年后，对任君我一直内疚，但怎么修补呢？无法修补只好不修补了。后来，我在天津成了家，又打听到，“校长”与任君结成连理。对此事渐渐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