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我在县城开会。正值村党支部书记有病在县医院住院治疗。一天，我抽空来到医院探视这位只比我们大五六岁的女书记。一进病房，书记就说：“达合，你来得正好，给我倒杯水。”我一边倒水，一边看着这位二十八九岁而且是单身的女书记，脱口而说：“二姐（我们对书记的称呼），你也该成个家了。有了病身边无人照顾多不方便。”书记一边接过水杯一边巧妙地把话题转到知识青年身上，对我说：“是啊，你们知青们也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了，应当引导大家勇闯婚姻关了。”就这个话题，她和我说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告辞走出病房前还一再叮嘱：“回去开个知青会，大家议论议论这事儿，别忘了啊！”

回村后，我利用一个晚上召开了知青会，传达完县会议精神后，正经其事地与大家议论起关于正确对待面临的婚姻问题。最后，发表了个人意见：对婚姻问题不能不好意思讲，要正正经经地、光明正大地谈恋爱。要掌握好阶段，谈恋爱，第一步谈，要开诚布公地谈；第二步恋，要正经八百儿地恋；第三步爱，以后的事，别提前。几个男生乐了，女生大部分低着头，红着脸，没吱声，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我不会当红娘，但人缘好，许多人找我参谋。几个月后，有4个女知青和村里的棒小伙对上了象；知青中，有3对儿男女交了朋友。我呢？自己想找任君谈谈，不然，谁知她有什么想法？

那年春天，我在生产队薯秧炕上育秧，时间自己安排，可巧有一天，任君在宿舍为村里总结材料。我在宿舍里转悠，琢磨如何找任君，见面后怎么开口。忽然，我想起我保留多年的一张旧报纸，上面有我母亲上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的照片和文章。我有了主意，拿上报纸来到女宿舍门前，敲开了门。任君见是我，只说了一句：“坐吧。”又要上炕写材料。我连忙拿出报纸，红着脸，屏住气，凑到她跟前，和她头挨头指着报纸说：“你看，我妈的照片。1959年上北京开会登的报。”任君心不在焉地夸了一句，又上炕写材料了。我见状知趣地说：“不打搅了。”蔫达达走回宿舍，把身子往炕上一摔，甩掉鞋，闭目养神。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心继续找她，说啥也要表白自己的心情。

二次敲门进屋，看来任君写完了，是指让我坐在炕上，从暖瓶中倒一杯白水递给我说：“什么事？”我红着脸对她说：“现在许多知青都交了朋友，你看咱俩……”我说不下去了。只见任君小脸发红，大方地说：“咱俩出去走走。”这就是我对任君的第一次表白，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任君对我的评价：正派憨厚，又有几分刚毅，当时兴奋得我，溢于言表。

秋天来了，我们经过一夏的交往，已经处于热恋之中。有时政治自习后，有时对我写的文章一一指出哪写的有何不当。我因春天在育薯秧时吃多了白薯，胃不好，她知道以后，每逢轮到她为三十几名知青做饭，总是最后为我在汤中下些她特意买来的挂面，并叮嘱我：少吃凉的，多吃温的。还不时地为我买些点心。眼看秋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凉，她为我织了件毛线坎肩为我护胃，这件坎肩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保留着。一年的时间里，我整天品尝着热恋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