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刚

1968年9月，学校“复课闹革命”和“上山下乡”相继开始。由于受“文革”影响，本来可以继续留校上学的我，却坚定了“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决心，顶替别人，毅然选择了“上山下乡”。听班主任刘荣琴说，我下乡的地方是国有农场，是个鱼米之乡，净吃大米，还挣工资，因此特别兴奋。毫不犹豫地到街道派出所办理了户口撤销手续。

27日早晨，与父母依依惜别。到学校时，好几辆送行的解放牌卡车早已停放在操场上了。上车后，到新市区，到处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全市的知青都在这里集合待发，大约10点钟左右，车辆相继开动，沿新华路两侧全是挥手相送的人群，当车子驶到市中心西山口时，忽然看见路边一个小小的身影从人群里冲出来，向我的车尾追来，我看清了，那是弟弟！他眼真尖，车上这么多人竟然看见我了！顿时，我的眼泪潸然而下，急忙向他扔出两毛钱，向他大喊：“别追了，快坐车回家！”车无情地开了，弟弟的身影消失了，我的脑袋里一片混沌，眼里噙着泪水，一路无语。车到中途，天上掉起了雨点，有个学生突然展开了一面红旗，激情唱起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大家随声附和地唱起来，一路意气风发，我心中的乌云也随之消散。

大约中午时分，到了垦区第四农场场部。四周空旷无边，到处长满芦草，空气中弥漫着海滩特有的鱼腥味道。大家又冷又饿，但是很快就吃到了场部食堂香喷喷、热乎乎的大米饭，填饱了肚子，冰冷的身上才暖和了起来。下午，我们70名知青被分到一队，队里的负责人热情地把我们安置在特意盖好的两排宿舍，各宿舍墙上还配有学习专栏，贴着“上山下乡为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的对联。从此，我们成为农场的农工，走上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第一次干农活就赶上割稻子。记得在一队东头稻田里，队里的老农工给我们讲解“剪子股、扇子面”。并手把手地教我们操作。大家排成梯次队形，弓腰挥镰，边干边学。开头两天，知青们有的手被镰刀划伤了，有的抓不住稻把，散落满地。可是经过几天的实践锻炼，摸到了门道，都知道该怎么干了。稻田里，老农工在前面领着割，知青们在后面追着割，只听到唰唰唰嚓嚓嚓的割稻声，大家你追我赶，豆大的汗珠子从脸上滚落都顾不得擦一把。为了及时抢收，队里经常组织早战、午战，甚至晚上拉着队伍提着马灯到地里接着割。连续的“三战”使大家疲惫不堪，大家咬牙坚持，谁也不愿喊累叫苦。久而久之，腰部的耐受力慢慢得到提高，许多知青练就了硬腰板，一口气就能割到地头。地头“歇烟儿”是大家最盼望的事情，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实就是在田埂上铺上稻秧躺一会儿，借此舒展一下酸痛至极的腰。

从入冬到开春，是农垦区的枯水期。为了保证来年灌溉，都要在这段时间对干、支、农等渠道进行清淤（俗称挖河）。这可是重体力劳动，须要男劳力来承担。头一年队里没让我们参加，从第二年开始，男知青就成为清淤主力军了。印象深刻的是柏各庄特有的大挖锹，光锹头就有60厘米长，一锹挖起的泥土足有三四十斤重。挖农渠，淤泥要从沟里往岸上甩，挖完一段还要修好沟渠两侧斜坡，最后有人验收，非常严格。清过淤的沟渠两侧斜坡整齐划一，非常好看。在支干河渠清淤，渠（河）面宽，须要俩人搭配合作。在冰凉的河床里，用大挖锹像切切糕一样挖起河床的淤泥，然后，再一锹一锹地码放到四角拴好绳子的麻袋片子上，每麻袋片起码装得有二三百斤以上，然后，俩人用杠子抬起来，一步一摆地送到岸上。一天就得上百个来回。我们这些十七八岁小青年显得非常吃力，娇嫩的肩膀很快就肿起老高，一天下来，筋疲力尽，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记得有一次，在守盐庄清淤，晚上睡觉时，同学王长兴躺在被窝里唱着哭腔儿：“我的亲妈呀，你知道你儿子在这地方受的啥罪吗？”大家听着后，都心里酸酸的。干上六七天以后，肩膀的肿胀渐渐消退，肩也渐渐硬起来了，半个月下来，肩膀也不痛了，腰腿力气也大了。那时候血气方刚，都崇拜力量大的汉子。为了显示力量不示弱，都故意往麻袋上的多装淤泥，结果，俩人搭上杠子一起身往往就把杠子给折断了。清淤需要双肩过硬，只有会使双肩才能俩人倒着换肩，否则没人愿意和你搭伴。我们这些知青大都是一个右肩能用，没办法，只能咬牙硬压左肩，时间长了，我们都练成了左右肩。通过清淤，我不但练就了双肩，同时，也相应加大了饭量。那时候，大家吃饭都不用碗，而是用盆。一次能吃一盆米饭（大约一斤粮票），还不一定够吃。工地上的米饭都不是蒸熟的，而是把米煮成半熟，捞在大笸箩里，捂上厚被，抬到工地上就焖得多半熟了。大家饥肠辘辘，谁还顾得熟不熟，就着“白菜粉条猴顶灯”，就狼吞虎咽起来，那叫香甜。

时任渔林队书记王庆永带领知青修筑养虾池。

春季插秧是一年最紧张忙碌的时候。老娘儿们在秧田里忙着起苗，老爷儿们挑着秧苗往田里抛秧，插秧的人站在水田里打线儿插秧。大家有说有笑，不时拉几句荤嗑，逗得满田人一片笑声，谈笑间，一丘水田就插完了。其实，插秧并不轻松，一整天两脚都要踩在泥里，弓着腰，握着秧，地下水面泡着，头上太阳晒着，腰酸腿疼也没个地儿待，手指头不停地往泥里戳，指甲磨秃了、磨破了也得坚持。真正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古诗的意境了。大家闲暇之余，经常感叹粮食来之不易。从下乡以后，我从来不扔剩饭，也看不惯别人糟蹋一粒粮食。

插秧之后就是大田管理。主要是放水，挠秧，拔草，施化肥。哪样活儿都不轻松，其中，拔草最难受！

稻子中混长着一种比稻子长得快得多的稗子，在盛夏更是疯长，严重影响稻子的生长，需要反复拔除。拔草这活不算很累，但是谁也不愿意干，原因有三：一是整天挽着裤腿光脚踩在田里，弓着腰在稻秧中趟，要忍受小咬儿叮咬。小咬儿比小米粒还小，叮人却特别狠，只要在稻田地里走一趟，腿肚子上就要被它叮几个包。收工时，腿肚子密密麻麻全是红包，又疼又痒，让人看了都起鸡皮疙瘩。只要下田拔草就回避不了。二是还要忍受肉钻子的袭击。有时候，忙着干活一不留神，腿肚子就被蚂蟥吸上，吸得特别紧，要使劲拍打才能拍打下来，拍下来就淌血，非常讨厌。三是稻田里长虫很多。拔着草会突然发现稻秧里盘着一盘大长虫。它们或是吐着信子看着人，或是直起头来摆出攻击架势，或是摆动着阴凉的身子蜿蜒游动，吓得人们毛骨悚然、魂不附体。特别是女孩子，一看到蛇就惊叫着跑到田埂上再也不敢下去了。有时候在地里干着活，只要听到耳朵边有风吹草动，不要去看，一看准是一条蛇在爬，很瘆人。我只要碰到它，一定用挖锹把它碎尸万段才安心。最多时我一天打死过上百条蛇。

农场的下乡生活虽然艰苦，但是累且快乐。劳动中间休息叫歇“地头烟儿”，是大家最活跃的时候。有的老农工给我们讲朱元璋“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典故；有的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恶霸地主在当年“跑马站圈”的事，有的讲解放前在唐山小山遇到的奇闻异事等等，听得我们两眼发直、特别入神。大家不受任何约束，敞开胸怀，啥笑话都敢说。体格壮的叫起劲来比力气“掰扁担”，俩人分别握住扁担两头向相反的方向掰，比手劲。俩人相对而坐，扁担横在中间，双方握住使劲拉，比腰力，看谁把对方拉起地面。有一次，在一农干活打赌扛麻袋，看谁能扛起200斤麻袋走100米，赢了就给两盒海河烟。我当时逞强，还真的背起来走了100米，累得眼冒金星，两腿发颤。记得有一次，在一队东头农渠堵决口砸夯，孙老头领夯唱，大家抬夯应和。孙老头见到啥就唱啥，想到啥就唱啥，诙谐风趣，俗中间雅，笑得我肚子疼。孙老头却不笑，看他那幽默样儿，我更是忍不住笑个没完。快乐之后，浑身的劳累都消失了。

我们下乡那些年，柏各庄基本还是原生态。除了开发出来的水稻田以外，都是大片荒芜的盐碱滩，盐碱滩上长的是成片的芦草和黄须。天上叼鱼狼（海鸥）翱翔，滩涂上老等（一种大鸟）在觅食，水沟里有鱼儿跳跃，水田旁时而有野鸭飞起，水库里各种鸟儿欢叫，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螃蟹。有时候干着活，芦苇丛中突然呼啦啦飞起野鸭子，飞起处一定有满窝热乎乎的野鸭蛋。秋末进入枯水期，沟渠里有个脚印大的水坑里面就有鱼，即使锅盖大的水坑，淘干了水就能淘出半桶鱼，真像到了“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北大荒。在夏季，我们曾经在一望无际没有人迹的盐碱滩上裸体狂奔，高喊大叫，跳入大排干里游泳嬉戏，充分享受大自然的自由和快感。我游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会的。

因为都爱吃螃蟹，晚上吃完饭没事，我们经常提着大铁壶拿着手电筒去抓螃蟹，一会儿就能抓回一大铁壶，回来支起砖头点把干稻草就煮着吃，特别过瘾；当时，年轻又淘气，有一次，竟然抓回一大盆蛇在宿舍宰杀，剥去蛇皮剁了蛇头，变成一根一根白条，切成段炖着吃，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我却没敢吃；渤海湾刺猬很多，一到晚上就出来活动，不知道是谁的点子，有一次大家抓来几个刺猬，把团起来不动的刺猬身上糊上泥巴，用火烧。刺猬一动不动，最后，烧得刺猬嗷嗷乱叫，叫声像婴儿啼哭一般，等到泥巴烧干了，剥开一看，刺猬的毛刺都粘在泥巴上了，只剩下一团油乎乎的肉，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我还是没敢吃；一农东头有个大水库，养着鱼。四周全是芦苇荡，有天晚上睡梦中，在水库打更的小霍悄悄问我想不想跟他去水库玩，我就跟他摸着黑打着手电来到水库窝棚。他从一堆芦苇叶子里扒出一条十几斤中的大草鱼，剁去鱼头鱼尾和鱼肚子，只剩鱼脊背，用水库的水当场给我炖了一锅。没有别的，光吃鱼肉。那是我平生吃到的最香的鱼。他告诉我，吃鱼吃多了，身上皮肤光滑得跳到水里都不沾水，上岸就可以直接穿衣服，这话我至今还记得。有时候，我们去摸鱼，站在没过膝盖的水里，脖子上挂着一个兜子，两手五指张开在水底向前推，一旦感到有鱼触动掌心就往泥里捂，准能抓住一条，然后，顺手往兜子里一扔，特别有意思。

1969年3月份，珍宝岛事件发生，全国战云密布，备战成为工作的主旋律。农场成立了民兵组织，我们队也成立了民兵连，退伍军人孙庆民任连长。还成立了战备排，排长是退伍军人杨树森，被编入垦区战备团。连长孙庆民、排长杨树森按着部队要求每天半脱产训练我们。整天搞军训、练投弹、练射击、练拼刺。曾经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李俊臣教我们卧倒选择地形地物，匍匐前进，那老兵摆出的战斗姿态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当年战场上的身影，受到大家的敬仰。按着战备团的要求，我们还要学习骑马，一练才知道骑马好看不好玩，两腿骑在宽大的马背上就像漂浮在马背上一样不稳当，一不小心就会滚落下来，摔得很痛。连长后来选我当司号员，为了吹好那把军号，每天天不亮就跑到地里练习，练得嘴唇麻木腮帮子胀痛。战备排除了训练，还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记得在一个雪后的晚上，大家正要睡觉，忽然听到救火通知，垦区造纸厂失火了！火光就是命令，大家立刻抄起脸盆就冲出宿舍，在漆黑的夜里，踏着野外厚厚的积雪，冒着刺骨的寒风往两公里以外的造纸厂奔去，大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火光冲天的救灾现场以后，立即与其他救火人员一起投入战斗，经过消防队军民联合奋战，终于扑灭大火。大家脸盆也丢了，个个脸上焦黑，都记不清是怎么回来的了。但是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很有成就感。

回首往昔，我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虽然青涩单纯，但是没有虚度光阴。经过了风霜雨雪的锻炼，使我们不仅强壮了身体，不仅知道了粮食来之不易，更培养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良好作风，吃的苦受的累是我们的人生历练，更是一笔财富。我们从广阔天地中学会了坚韧、豁达、进取和奋争。重要的是，我们老三届为共和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我们骄傲！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