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句话在解放初期非常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大家都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生活。这种生活成了人们的美丽梦想和奋斗目标。

到1968年我们上山下乡时，这种共产主义的梦想仍然遥不可及，村里连照明电都没有，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而电话更是稀罕物件，全公社仅有一部。

下乡后，与家里及朋友们的联系全靠写信。当时，邮票是本市4分，外埠8分。县区属于外埠，寄信得贴8分邮票。每当有一位同学返唐探亲，都要去别的知青家串门儿，来回捎口信，捎东西。至于电话联系，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971年12月24日下午，抽调到公社工作的同学王淑琴匆匆来找我，说是我家里给公社打来了电话，叫我马上回唐山一趟，家中有急事。这个电话恰巧被王淑琴接到了，放下电话就急忙跑回村来找我。我听说家中有急事，心急如焚，一分钟也没敢耽误，立即请了假，火速收拾了一下，骑上自行车就往唐山赶。

12月24日正值冬至，冬至天气，日短夜长，下午5点钟天就全黑了。因此，趁着天还没黑，我拼命快骑，为的是尽量多赶些路，因为天黑以后，在崎岖的山路上骑行就危险了。尽管如此，过了滦河大桥，骑行到瓜村站点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只有我一个人骑行，伴随我的，有车轮碾过山皮土铺垫的路面时，发出的清晰的“沙沙”声。万籁俱寂，旷野无声。幸而山皮土路面呈粉白色，在夜幕下还算醒目，所以，我速度不减，急如星火，飞驰向前。只是心中总觉忐忑，不知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急事？

就这样，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风风火火，一口气骑行了200华里，半夜时分，我赶回了唐山，内衣都已经湿透了。

到家一看，一切安好。我愕然，忙问为什么急着给公社打电话催我回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时至1971年底，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已满3年，上级有关部门开始解决3年前的一些遗留问题。比如，3年前政策规定：“老68，全部拉。”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68届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不管你家庭有无特殊困难，现在要纠正这类问题。上级在各街道摸底，准备选调一批家庭有特殊困难的知青返城工作。名额极少，我街道仅有两个名额。经街道反复研究排查，最后确定两人：一名是小王，父母有病，一生未能生育，小王是过继的孩子；另一名是我，全家8口人，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家务，6个孩子我是老大，应予返城安排工作。此结果上报区里很快获得批准。区里通知我明天体检，准备分配进工厂。家里接到区里通知，知道是大事，急得手足无措，因为我远在长城脚下的农村，联系不上，打电报写信都来不及了。后来，才记起我曾经讲过：万一有急事，可以去邮局，给我所在的公社打电话，比写信打电报都快。于是，跑到邮局，查到了我所在公社的电话号码。一拨，竟然通了！恰巧是我的同学王淑琴接的电话。她放下电话，就跑回村通知我，时间一点儿没耽误，这才有了我这段骑车夜返唐山的经历。

下乡几年，摸爬滚打，身体锻炼得很结实，体检完全合格。但是，工厂还要办理地区准迁证等相关手续，很复杂。所以，体检完毕，我就返回了迁安，照样下地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