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村子距唐山市200华里，因交通不便，返城一次十分麻烦。尤其是雨季汛期，不但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长途公共汽车，还要涉水过沙河，乘船渡滦河，艰难跋涉，历尽艰辛。所以，雨季汛期我们知青一般都不愿返城探亲。我唯一的一次汛期返城的经历是在1971年8月1日，其艰难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从我下乡的地方到唐山市，中途要经过好几条河。在迁安境内有沙河、滦河等。平时，河上有用木料搭成的简易木桥。这里多年来的惯例，每年汛期到来之前拆桥，汛期过去后再重新搭桥。时间是每年的6月15日至9月15日。3个月汛期，桥拆掉断交。特别是滦河，两岸来往只能靠渡船来回摆渡，十分不便又危险。

为了减少返城乘车的麻烦，也为了节省车票钱，我在农村苦干了两年，用自己全部劳动所得购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骑自行车返城，后驮架上驮着粮食，方便多了。那年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城里居民吃粮凭购粮本，按月份定量供应。我家8口人，一群男孩子，定量低，粮食根本不够吃，全靠我经常从农村弄点儿粮食救急。

1971年7月27日，我收到了家中来信，说家里又要断粮了，实在没办法，叫我无论如何买些粮食驮回家，以解燃眉之急。民以食为天，断粮是天大的事。我赶紧买了45斤高价玉米，准备返城一次。但天公不作美，连着下了几天雨。等到雨过天晴，已是8月1日。不能再等了，我决定冒险汛期返城送粮。

平时返城，我平均每小时骑行30华里，7个小时可以赶回唐山市，第二天返回。8月1日一上路，我就发现路况不行。那时的公路全是碎石渣铺成，即所谓山皮土铺垫的，所谓山皮土，就是山体表面震落的碎石渣，铺到公路上，越压越碎越平实。因碎石渣含氧化铁，故公路路面呈粉红色。现在经雨水冲刷，路面变得坑洼不平，有的地方甚至冲成了道道水沟状，故骑行速度大受影响。

骑行约8华里，先过沙河。沙河大桥早已拆除了，故长途公共汽车只开到沙河南边的青山院站，即行折返，不再过河。沙河水面比平时宽阔了很多。幸好水量还不算太大，河水也不算很深。我找了个水浅的地方，脱去衣服鞋子，身上只剩下背心裤衩儿，扛起自行车，涉水过河。加重自行车加上后驮架上的45斤玉米，足有80多斤重，扛在肩上沉甸甸的。河水浅的地方没膝，深的地方没大腿根。幸而沙河是硬沙底，涉水过河不易陷住。我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走，终于趟过了沙河。上了南岸，放下自行车，裤衩儿已经湿了，顾不得许多，穿上衣服鞋子，蹬车上路就走。

过了迁安县城，再往东南方骑行约十几里路，就到了滦河渡口。滦河大桥早已于6月15日拆除，公路也成了断头路。乘船的渡口设在原大桥北侧很远的地方。一眼望去，白茫茫上千米的河滩地，一片汪洋全是水。渡船在原河岸的深水区，要过河的人们必须蹚水，走很深的河滩水路，才能到渡口上船。我脱了鞋，把绿军裤的裤腿仔细卷起来，一直卷到大腿根部，扛起沉重的自行车，跟着要过河的人们，蹚水往前走。水浅的地方仅没脚踝，水深的地方没过膝盖。我当时19岁，年轻力壮，有的是力气，再累也能扛住。就这样，一口气扛到了渡口，再踩着长条踏板上了船，才把自行车放下。

等人上够了，开始解开缆绳开船。船工们站在渡船的西侧，齐心协力，撑起长竹篙，渡船慢慢移动了，斜着往河中心漂去。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波涛汹涌，自北向南，势如奔马。乘船的人们胆战心惊，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站在船舱里，双手扶着自行车，心里也有几分紧张。我从小就学会了游泳，颇通水性，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中游泳都不害怕；但面对汛期的滦河大水，心里却有几分忐忑。汛期的滦河水不同于海水湖水，特别是上游地区大雨过后，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那河水全是深黄色的泥浆，奔腾翻滚，加上大大小小的漩涡，十分瘆人。黄泥汤般的河水中夹杂着大量杂物，有上游冲下来的树木，是被大水连根拔起冲入河中的，还有檩木、椽子及门窗等，浮沉起伏顺流而下，有的树杈上还缠绕着毒蛇，令人毛骨悚然！据滦县旧县志记载：“滦河水性湍急，两岸流沙，迁徙无定，每至夏秋淫霖之际，河水泛滥，居民饱受其害。自清光绪九年大水，以后连年为患。至民国十三年，先后有刘坨子庄、刘庄子、朱庄子、孟官营等村，均陷入河内。”汛期的滦河性格多么暴烈，多么桀骜不驯，由此可见一斑。

1969年，杨荣昌（上）与同学方崇元、李伟合影。

好不容易，渡船冲过了激流，慢慢靠近了设在原桥头东南侧的渡口。这里是山脚下，上了岸，有一条崎岖的山路，可以绕行到公路上去。我又扛起沉重的自行车，上了河岸，登上山间小路。

顾不上休息，立即蹬车继续赶路，经野鸡坨、沙河驿、九百户……到了卑家店才缓了一口气。脚下的公路变成了沥青路面，骑行速度大大加快了。骑行到唐山市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算起来，这次冒险汛期返城送粮，共用了10个小时，路上一会儿也没敢休息，总算把救命粮送到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