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终于到了年底，生产队召开了年终分红大会。

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几分忐忑——苦苦干了一年，终于可以分到钱了，不知能分多少？

这里实行劳动工分八分制。最好的壮劳力每天挣8分工，年终结算以10分为一天的劳动日值。也就是说，如果劳动日值为0.6元，那么，一个壮劳力一天劳动所得为0.14元。刚下乡时，我们都是16岁左右的孩子，刚从城里来到农村，以前没干过多少农活儿；所以，不能算壮劳力。凭着个人胳膊粗、力气大，又是知青队长，我每日挣6.5分。别的知青则更少，有的才挣5.8分，有的甚至才挣5.5分。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从上山下乡那一天起，我们就踏上了自立的人生路，必须凭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才能自己养活自己。下地劳动和乡亲们比着干，很快学会了大部分农活儿。乡亲们勤劳善良，不但从生活上关心我们，还热心地教我们干各种农活的技巧。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就这样，冬战严寒、夏斗酷暑、风吹日晒、雨淋，我们知青都挺过来了。虽然一个个脸晒黑了，人累瘦了，城里的学生变成了胼手胝足的新式农民，到1969年11月15日结账，不算队上没活儿的日子，再除去返城探亲的日子，10个半月时间，我总共挣工分1520.6分。在几名下乡知青中，我所挣的工分竟高居榜首。

在年终分红大会上，性格风趣幽默的队长大哥首先讲话，简单总结了一下1969年全年队上的工作。然后，不苟言笑，一脸平静地宣布：“今年的劳动日值算出来了——咱们队0.73元。全村11个生产队，咱们队排名第一！”顿时，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时，会计大叔把1969年年终分红账目表贴在了墙上。分钱户少，欠款户多，一目了然。

人们看过了分红账目表，纷纷议论着，叹息着，生产队队部里弥漫着苦辣呛人的旱烟味儿。窗外的寒风弹奏着树枝，似乎想驱散人们脸上的愁云。我也上前看了看分红账目表，扣除一年的粮油柴菜等项费用，我可分得51.26元。

看着分红账目表，心里很高兴。别看分的钱不多，那可是我一年汗水的结晶啊！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开始盘算着分了钱以后，买点儿什么回家过年？当时，物价便宜，鸡蛋才几分钱一个，瘦猪肉才七毛多1斤，豆腐1毛1斤，豆片4毛1斤……这些东西城里都得凭票购买。如果在农村买点儿肉和豆片之类，再买点儿粮食回家，家里就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正在这时，队长大哥笑眯眯地找到我，说是跟我商量点儿事。原来，不少人家干了一年，工分不够口粮钱，成了欠款户，年年如此。可这类欠款户还都拿不出钱来交队上。没办法，只能“结对子”、“找对象”。队上能分钱的户，包括光棍儿汉们，都与人结了“对子”。只剩下一位陈医生，还找不着“对象”。

陈医生是城里人，动乱开始后回乡务农的。朴实的乡亲们并没有歧视他，腾出了一间半房子给他住。他是个医生，不会干农活儿，身体又比不上壮劳力，但乡亲们还是给他评了个7分。陈医生拼命干了一年，农忙时，老婆孩子全都下地干活儿挣工分，年终结账，仍然欠队上50元粮款。队长大哥跟我商量，看能不能帮帮陈医生。

这时，陈医生蹲缩在角落里，眼里满是无助与无奈，脸上挂着一种谦恭、乞怜的苦笑，卑微得令人心酸。我看了一眼陈医生，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下来！

队长大哥这才长舒一口气，拍了拍我的肩头：“好样的！大哥没看错你。”

陈医生感激涕零，千恩万谢，连称我是“贵人”，帮他渡过了难关。第二天，特意拉我去他家，请我吃烤白薯。并说，过几个月，把家养的猪喂大卖掉，就把钱还我。我连忙说：“不急，不急。”陈医生家的窘境实在令人同情。

年终分红会散了。1969年，苦苦干了一年，分红的钱就这样助人为乐了。结果，我只分得现金1.26元。过年回家的事咋办？这一块两毛六分钱，只够买3斤豆片了。不过，能帮助别人渡过难关，我心里真的很快乐！正所谓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