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慈

我是唐山女中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0月，下乡到迁安赵店子三港湾村。那时的我非常瘦弱，1.65米的个子体重不足90斤，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由于在家时环境不错，自来水，暖气房。所以，到农村后，连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都要从头学起，面临着一个个的考验。

首先是挑水。庄里的井上没有辘轳，村民们提水用井绳，一根绳子头上拴一个回形的钩子，有的干脆拴一个V形树杈，挂上水桶，拿着绳子左右一摆，桶沿一歪，水就流进去了。开始时，怎么也使不好这个劲，经常把桶掉到井里，还要请老乡帮着捞上来。冬天井台上全是冰，像个冰场，在上面不敢走，井口则像冰的火山口。每次挑水都提心吊胆。几个月下来，我慢慢地适应了。开春，为了改造荒山，要在山坡上栽果树，大家每人挑一担水，走8里地，在路上，我可以不放下水桶靠换肩，一口气挑到山下。不可思议吧。

烧火、做饭、推碾，每一样都要从头学起。记得当时村里没电，都是点煤油灯。有一天晚饭后，去生产队记工。那天阴天，四周一点光亮都没有，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不去又不行，因为我是队里的计工员，负责给村民记工，只好乍着胆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同队的两个妹妹小丽、小华，一左一右地拽着我的胳膊。我感觉两只胳膊越抓越紧，说实话我也害怕了，可我不能表现出来，我比她们大，得给她们壮胆。走着走着，不知是什么东西撞到我们身上（可能是只猫），“啊”的一声，我们3个紧紧抱成一团，当时真是毛骨悚然。

在生产队，春天，妇女们负责养蚕，听着挺浪漫吧，其实是最受罪的。因为，夜里要喂蚕必须住在蚕室，那里有老鼠，跳蚤也很多，又不能打药。我最怕跳蚤咬了，被咬之后，疙瘩非要挠破才缓解，那时，我一进蚕室跳蚤就往身上蹦，浑身旧疙瘩上摞新疙瘩，全身都挠烂了，夜里根本睡不了觉。一个月下来，估计体重也减了十多斤。

夏天，大庄稼起来后去耪地。往高粱地一钻，汗就止不住。一条垄一亩地，工分也比平时多，一天记10分（平时，我们一天7.5分）。到地头后，我不仅上衣湿透，连裤子也湿半截。回到住处，拿起一瓢凉水一饮而下，睡一觉，第二天依然精力充沛。还是年轻，年轻真好。

秋天，收获的季节，出工有许多乐趣，基本是走一路吃一路，路过栗行捡栗子，走过花生地吃花生，路边的酸枣随手摘着吃。最有趣的是，看到棉花地里的大萝卜，老乡一脚踹出来，用手擦擦，找块大石头用力一磕，萝卜裂开，递给我，“快吃，忒水灵”。由于父亲是医生，从小养成的习惯，凡吃生东西都洗过后再用高锰酸钾泡过。面对乡亲们的热情，怎能拒绝？入乡随俗了，别说还真是解渴。

秋后，庄稼收到场里，我和队里的妇女一样，去摔花生。就是找一根木头，将已经晒干的花生秧子往木头上砸，花生角就掉了。当时的农村就是这种收获方式。每人面前山一样的花生垛，包活干完为止。干活时，整个场院尘土飞扬、乌烟瘴气，人人灰头土脸，可是没人戴口罩。

冬天，各生产队没活了，知青组成了打井队，我们组成两班，配合打井技术员，不分昼夜地推钻杆、和胶泥、下井管。夜间气温零下二十多度，在村外露天作业，我们一身棉衣，外加大棉袄、棉手套、棉帽子、棉鞋全副武装，依然抵挡不住寒风。口罩很快冻成冰块，不能光着手摸铁的东西，否则很快就粘在上面。脚下要不停地活动，不然就冻住。就那样，一个冬天打了好几口机井。

在农村的6年半，我尝试了各种农活，村里的妇女能干的我干了，她们没干的我也干了。这里面有艰辛、有快乐、有付出、有收获。回城时，尽管当时还是很瘦，但脸色红润，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几年的锻炼，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胆小、爱哭的娇娇女，而是充满了坚强、自信，不怕苦。我觉得今后任何困难我都能克服。

80年代初，我已回唐。由于工作需要，本来的初中学历已不适合形势要求，那时，单位有外地的全脱产上学指标，可是年幼的孩子，患病的父母，和正在上电大的丈夫，这个家我哪能一走了之？刚好有业余的电视教育可以帮我补上学历。因此，每天下班后，要去上课。下了课回家吃晚饭，然后，再按照值日表去父母那，照顾已瘫痪在床的双亲。夜里陪他们睡，给他们翻身，打理大小便，一夜要起来若干次。第二天照常上班。白天该我值日时，中午我从古冶坐火车过来，给妈妈做饭，吃完再返回去。当时，孩子还小，我却顾不上他了，按照值日表风雨不误的，该我值班扔给丈夫就走。记得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晚上快9点了，雪依然不见小，我必须得走了。我顶着大雪出门，路上顶风，大雪片不断地糊在脸上睁不开眼，不时得擦擦，车骑不动了，就推着走。北新道上的路灯被白雪映照得格外明亮，马路上只有我一人顶风冒雪在赶路。平时20分钟的路，那天，整整走了一个小时，到父母家时，完全成了一个雪人。那几年，确实感到分身无术，心力交瘁。由于长时间缺觉，经常头痛，我的办公桌里常备着一大瓶止痛片。同事们看到我太累了，有人劝我吃病劳保。可我不甘心，靠自己打拼得到的工作岗位哪能轻易放弃。我坚持着。记得《沙家浜》里郭建光的一句话，希望“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当时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就这样，我和两个弟弟坚持着，整整8年，先后送走父母，尽到了做儿女的责任。在这期间，我既没有耽误工作，还完成了学业，拿到中专文凭。此时，孩子也上学了。肩上的担子顿时轻松很多。

1995年，单位有一个机会，可以报名参加全国专业技术职称考试，晋升中级职称。我这一生能让自己选择的机会真是不多，尽管那时我已经45岁了，我还是决定试试。最难的是外语，上学时学的俄语，已忘得差不多了，考俄语当时很难找辅导资料和老师。刚好同事要报日语，我也报了日语。记得第一天上课，老师叽里呱啦地念着，我翻着那两本书，就是不知道他讲的内容在哪一页。那时，没有电脑、网络，全凭上课听讲，自己领悟。找不到就问问旁边的人，老师讲到哪了，回家自己背单词，不会念的记上汉字。3个月后，参加考试，单词，日译汉，不算难，简单的汉译日我居然能答上一两条。就这样，外语我过了。初战告捷。后面的专业知识相对轻松一些。我利用一切时间背题，做饭时，骑车路上，我不让脑子闲着。下半年专业考试也过了。我获得中级职称资格，晋升为经济师。我的工资也提高了一个档次。对于自己争取来的待遇，拿的是那样地心安理得。

几十年一路走来，我感觉自己很能适应环境，越是艰难困苦的条件，越能显现出自己的耐受能力。在困难面前能坚强地面对，不放弃，不抛弃，充满自信。这一切得益于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的积淀。

知青的生涯，我没有做到“大有作为”，但对毛主席的另一句话感触颇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70年春节，迁安三港湾知青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