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古冶区的林东，父亲是矿工，母亲和我们兄妹4人是农民户。身为农户，连技校中专都不让考，只有考上大学才能鲤鱼跳龙门。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小学我就下定决心，好好学习。那时我是班上的中队委，还是学校的歌咏队员，还曾和成年人代表区里参加市里的文艺调演，演过“小雷锋”。还是学校的号队队长。有一次，区里组织民兵夜间拉练，还特邀我去当小号兵，并和当时的区委书记孙杨一起坐在吉普车上，很神气呢！妈妈也说：“只要你能考上学，家里再穷也供你！”可谁知刚念完初一，“文革”就开始了，然后，是上山下乡，我是68届初中生，作为农户孩子，下乡对我好像是顺理成章、本应如此，从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广阔天地。

那一年伏天闹虫灾，到地里一看，一人多高的玉米光剩了杆，像扎枪的方阵一样，狰狞地刺向天空，恐怖而凄惨，上面爬满了蠕动的墨绿色的肥虫，还在贪婪地啃咬，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为了虫口夺粮，一天，队长分配我们4个青年打药灭虫，每人背一个铁盒子似的手摇风扇式喷粉器，把“六六粉”倒在里边，顺垅边走边摇，因是伏天，地上升腾着热汽，还得起早干。我们每人穿一个小裤衩，头顶破草帽低头弓身在垅里边穿行，憋一口气急摇快走，但浑身被叶子割得东一条西一道，破处再被“六六粉”一刺激，人浑身上下花里胡哨，满脸都是，呛死个人，到地头憋得脸红脖子粗，扬头干呕，酷似要打鸣的公鸡。然后，就忙不迭地一头扎进地边的小河，一涮为快。出水再战。

那时，在生产队干活，我不怕脏不怕累、冲锋陷阵、毫无惧色，但有一样活儿，我是怎么也昂不起头来，那就是串街走巷起厕所、淘大粪。本来那活儿是由一个老光棍常年干的，可有一次，他病得不轻，不得已就让我们两个比较积极上进的青年救一下急，我是心中百般不愿，不过也得硬挺脖梗去干。当时，正值盛夏，厕所缸满冒泡，蚊蝇撞脸。说实在的，淘满粪桶对我来说已属不易，但更要命的是，我还要挑着那秽物“招摇过市”，因这里居民是市、农混杂，干什么工作的都有，谁心里也都有杆秤，挑大粪恐怕是属末等里的末等了吧？在大街上晃，免不了要碰见熟头熟脸的人，尤其是碰上留城上班的同学就更要命，人家骑着锃亮的自行车、带着白手套，对你扭脸掩鼻，唯恐避之不及的样子，实在令我难堪至极，恨地无缝。

有一年夏天，好些日子不下雨，地里的秧苗，旱得都卷了叶，烈日还仍在烘烤着大地，连风都是干热的，人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庄稼渴死啊？这时，上级也来了通知抗旱保苗，于是人人都挑起了水桶，到地里挑水浇庄稼，记得南沙河边的沙滩地种的是花生，垅头有百多米，因沙灌鞋不能走路，干活全是赤脚大仙，下河坎打水，挑水上河坎再去浇地，由于骄阳似火，沙滩烫得要命，再加上沙子松软，肩上负重，脚是一步一陷，腿是真的迈不开步，人们七扭八歪地各种姿势都有，女青年就更不用说了，有的累得直哭，但无论怎样也要咬牙坚持干，每天收工两腿灌铅，最亲是炕。我的两肩也由红变肿、由肿变血、再由血变茧，干了半月多，最后，感觉肩上好像长了一块厚厚的皮革，这期间，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

我们这里没有冬闲，到了冬天，妇女们就去地里打土坷垃，像我这样的青壮劳力就去开山打石。在呼啸的北风里，带上锤钎火药，坐上马车，吞云吐雾地向白马山进发，到了石坑由老师傅把钎、青壮年抡锤，打眼放炮炸石。这活儿也有危险，有一次，我们正在坑底干活，上边有一大石松动，劈将下来，当时，老师傅连我们都吓傻了眼，呆若木鸡，魂飞魄散。还好，那石半路被卡，我们才未血酿石坑。但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如此这般一直干到年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