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时，从北京来了一些“右派分子”到我们这里进行劳动改造，其中，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她是当时在中国很有名望的女作家之一。她插在我们队里，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她略微有些发胖，戴一副眼镜，干活有些不方便，动作也很笨拙，我有时上前帮助她，她见我热情直率，很愿意和我在一起干活。通过交谈，我对她有了一些了解。在延安时，她上过鲁迅艺术学院，1947年7月，她参加了当时成立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48年，她随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组，到解放区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并体验生活，她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的温泉屯，她以温泉屯的情况和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源于山西雁北的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流经涿鹿而汇入官厅水库。这部小说曾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丁玲用该奖的稿费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农民文化站——温泉屯农民文化站。在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是周扬、丁玲、巴金、柯中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丁玲在副主席里排在第二名。但没过多少天，丁玲和陈企霞就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她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后经审查，1955年，中宣部宣布“丁陈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予以平反。丁玲因心直口快，勇于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意见，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被定为“右派分子”，在接受了批判和审查之后，于1958年被下放到佳木斯地区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她的丈夫陈明也陪同她一起来到北大荒的垦荒队。我特别耿直的性格同丁玲的性直口快很投缘对劲，我们显得十分亲密，聊得火热。她说，对土地独有一种深厚的情怀，来到北大荒真是遂其所愿，马上就喜欢上这片土地了。对我们垦荒队员总是赞不绝口，开垦北大荒是国家的号召，大批转业军人也到这里垦荒戍边，这些都是创作的源泉啊！我看她根本不像一个右派，倒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听她讲历史、讲文学。一个普通的女人，有着不寻常的经历，还能写出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书，真是了不起，我对她十分敬重。当然，我对文学也很感兴趣的，她常给我讲些文学方面的东西，她说，人民大众是指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种人，文学艺术应该为这些人服务。她还说，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些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的。她听说我是唐山的家，夸赞我们是有热血有志气的革命青年……垦荒队里有人看我与丁玲接触密切，把这个情况汇报了领导。就这样，把我也打成了右派。我当然不服气了，我没有攻击党、反党的言论，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行为。你说我是右派，我就真的是右派了吗？我依然我行我素，仍旧与丁玲在一块干活。严冬的一个寒冷晚上，我问丁玲：“北大荒零下卅多度，你受得了吗？”她却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说死都不怕了，还怕这些艰难困苦吗？我们在这里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啊！你们垦荒队员是革命的青年，是名副其实的为祖国拓荒耕地的‘牛’啊！我从这严寒困苦的生活体验中已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你们的创业精神就是我收集的素材，题目就拟叫《严寒的日子》，作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后来，丁玲又去了别处收集素材。不久，中央下达了甄别平反的文件，经组织审查鉴定，终于给我平反了。虽然，我经历了那段不寻常的日子，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与丁玲的相识，尤其是她对我的鼓励却令我终身难以忘记，成为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永远珍藏在我心中的一幕。数十年后，1990年，我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得知，丁玲在北大荒体验生活期间，为创作收集的素材以及辛苦多年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严寒的日子》的十几万字的手稿被红卫兵抄走毁掉了，十分遗憾的是《严寒的日子》难以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