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荒的8年中，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劫难与生死考验。宿舍建好了，桥也架起来了，路也修通了。1956年10月，第三批队员来到后，我们已是624人的庞大队伍了。我被分配到运输队赶马车并担任运输队长。马车是胶轮马车，用4匹马拉着一辆车，专门搞运输、拉石头、拉建材、木材及生活物资等。

有一次，正值冬季的一个夜晚，从鹤岗到紫白杠执行紧急任务去拉给养。北大荒地多人少，北靠兴安岭的森林，常常会有熊瞎子、野猪、狼、狍子等野兽出没，尤其是黑夜，又冷又危险，谁都不愿意去，我身为运输队长，道路也熟，自然是身先士卒，我毫不犹豫地赶着马车就上路了。夜里零下40多度，长时间坐在车上不活动，身体会慢慢冻僵的，只能坐一会儿车，便下来溜达几步，走上一截儿，活动活动腿脚，待身子骨暖和了再上车。我冷不丁地一回头，也不知什么时候，车后不远的地方跟着一群狼，它们也不叫，只是悄悄地尾随着马车，狼的眼睛在黑夜里像一对小绿灯，我也有些发怵，也不敢下车走动了，只好坐在车上，时不时地甩两下赶车的鞭子“叭！叭！”地响两声，使劲吆喝着牲口，轰着马车快走，一气蹽了80多里路。已经过杠了，狼群还尾随跟着呢，待到了目的地，当地老乡都出来了，又是灯火又是喊闹的，狼群才走了。由于一直在车上不动，全身冻得麻木，都没有了知觉。这时，是绝对不能进屋烤火取暖的，否则耳朵一扒拉就会掉了，身体也会适得其反，不仅引起皮肤肌肉甚至骨骼坏死，加重冻伤还有生命危险。幸亏老乡们都素谙严寒地带解救冻僵之法，大家把我放在地上，纷纷捧抓来地上的雪，敷盖在我的脸、手等皮肤处，先轻轻地按揉，然后，慢慢地加雪使劲搓，直到搓得皮肤发红了，被搓的地方感觉火辣辣地刺痛发热了，身体的血液循环恢复起来，才能进到屋里取暖。就这样保住了耳朵，在那里休养了几天又上班去了。幸运的是跟在车后的那群狼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攻击我，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最危险、让我最后怕的一件事。

还有一次在夏季，我从小山屯往回拉木头，都是直径七八寸、长八九米的松木，过鸭蛋河时，河上的桥是个桥面很狭窄的桥，又无栏杆偏巧我的马车与对面来的汽车在桥中央狭路相逢。如果慢慢地加小心，车也可以过去，谁知那汽车司机一按喇叭，我的马突然惊了，又蹦又跳直尥蹶子，本来马车就在桥的边缘上，“咕咚”一声，一下子连牲口带车从桥边上就掉进河里。那河有2米深，幸好我会游泳，水性还算可以，急忙跳下去，先救牲口，解开牲口脖子上的套夹子和肚带，从车里卸下来，牵着缰绳把牲口拽上岸，再去打捞木头，木头已被河水冲散了，在现场众人的帮助下，打捞起所有的木头，一根也不少。那汽车司机又帮我把马车也从河里拖拽了上来，幸好我当时在车的里首（车辕左侧），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真是有惊无险啊！

运输队后来改为机务队，用拖拉机在荒野上开垦荒地，我又开上了拖拉机耕地翻地。这沼泽地，有时看着表面很硬实，开过去没有事，可是，有的表面下边是蕴含许多水的稀泥，你若停在这里，拖拉机就会慢慢地沉陷下去，你要一个劲地动换，总是咕悠的话，就会越咕悠越陷得快，这时候，千万不能随意乱动换，只能一帮人站在老远的地方用绳子牵引住拖拉机的保险杠，把拖拉机生拉硬拽出来，若无有人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1号庄址不理想，在第三批队员到来之前，我们又在距县城以西30里路的地方重建了3号庄。到1958年，我们已将这里可开垦的荒地基本开完。由于人多地少，所以将1号庄变成了两个庄，队员也一分为二，庞伸志带领我们一部分队员又步行到县城以东10里路左右的四道桥处重新开始建造家园。这里主要开垦水田，老庄是以旱田大豆、玉米、小麦为主。到1959年，地开出来了，房子建起来了，县政府决定，农庄改建成农业试验场。1958年，大批转业军人整建制地开进了萝北县，我们便属于军垦了，随之建起了几个农场。因四道桥处的旱田太少，无法做试验地，1961年，又在往东20多里的小山屯建立了一处，主要是旱田，种植小麦。记得麦熟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呢，全凭人拿镰刀，丰收的小麦黄灿灿的一望无边，麦浪滚滚，我心情十分地激动，北大荒啊北大荒啊，你终于变成了万顷良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那种幸福感真是用文字难以言表，只能用埋头不歇息地割麦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队里割麦子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垅头。北大荒的东北边是祖国的边界，黑龙江与苏联仅一江之隔，我们把最好的大豆给苏联，在江边给苏联船装豆子时，一麻包豆子200多斤，我能干、有力气，携起麻包就走，健步如飞，干活儿不怕苦不怕累，在队里也是名列前茅。这时的农场已两个名称，即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农业试验场。1963年时，全体队员已经全部住上了冬暖夏凉的新房子，可开垦的荒地基本上已变成了粮田。北大荒经过8年的建设，已变成了祖国的北大仓，当我看见成排的联合收割机与装载麦粒的汽车在金黄色的田野上并驾齐驱，驰骋在一望无际的麦海中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