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杰

1969年初，我从唐山二中下乡，到1973年返城，在农村劳动生活了近5年，最值得回忆的，还是1970年7月至1971年6月，我在队里干饲养员的这段时光，那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所有精力都放在生产队的牲畜们身上了，一门心思想把它们喂肥养壮啊。

我落户的丰润县岳实庄公社塔六庄杨庄三队，很少有人能在队长位置干上一年的。那年初夏，面对收入、口粮双降的现状，有人发起改选队长的建议，一呼众应，大队也只好默认。新队长吴景阳是村里能人，谁家盖房子都请他去规划和操持，买多少砖石木料，请几个木工瓦匠，人员施工调配等，安排得井井有条。且能言善鼓动，颇具领头人风范。吴队长上任后，找我和另一个知青谈话，一番远景规划，被他煽起了心中的激情，立马承诺了他交付的重担：我当猪倌，要力争一年给队上养肥10头猪；我那位同学做饲养员。虽说当时摩拳擦掌、豪情万丈，可心里还是有些打鼓，毕竟除了吃过肥猪肉，从来没与它们打过交道。于是提出，先回唐山几天再来上任的请求。回家的几天，像打仗一样，四处搜集养猪的文献资料。跑图书馆，当时还未启封；去书店，里面只卖毛选。最后，在家里翻出“文革”前历年订阅的《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按目录把里面所有涉及养猪的文章都挑拣出来，分类并细细阅读，再把认为重要的内容摘抄在一个小本子里。一番恶补，有了些自信，用3个大仿宋字给小本子题名《养猪学》，下面赋“诗”明志：主席思想指方向，广阔天地炼思想，身在猪场干革命，五洲四海胸中装。我为革命来养猪，支援农业多打粮，三大革命铸红心，改变面貌献力量。

没想到，3天后回到队里，忽然改让我接手饲养员工作，负责喂养大牲畜了。原因挺特殊，这里不再多说了。下午，我就搬行李到场部，看看别人如何筛草、拌料，未经任何培训和学习，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个白丁就这么傻乎乎地走马上任了。

日子过得很快，因为没时间再回家去找科学喂牛养马的参考资料，只好边干边学，虚心求教，找有经验的老人聊，和车把式交朋友。去邻村邻队观摩同行，看他们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队上有个戴帽富农，下乡初始，队里安排我和他结组，两人在一起干了好长时间的活，老先生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少说话，但他的精明、睿智、干练和能力还是能在不经意的寻常事中显露出来。他在大家等待派工聊天喧哗时，看着不好好吃草的小红马，低声说：“影高了”（当地土语），看我莫名其妙的样子，他解释：“上火了。”掰开马嘴一看，果真是连牙床都肿了。队里派他帮我铡草，我操铡刀他入料，铡出的草料又细又碎，牲畜爱吃，易消化，还很省料，每次吃得干干净净。他说要善待牲畜，不打不骂它们才会和你“过心”，“过了心”才会吃得好不生病。开始觉得有点儿悬乎，时间长了，细细体会还真有道理。小红马是匹“七口”中年马，也是队上的主力干将，我对它尤为照顾，收工后，先控制它适量饮水，趁它饥饿感最强时，少量分批喂干（或青）草；吃到半饱时，再逐渐加料；吃饱后，当你梳理它身上的毛发时，它会用感激的目光盯着你看，或用它灵活的嘴唇轻拂你的手，明显地感到它吃得很惬意在向你致意。老牛则比较深沉不怎么讲究，它们吃草时用鼻子拱来拱去，先吃对胃口的草料，时而还伸长脖子到隔壁的槽子里吃一两口，尝尝味道是否比自己的更好一些。它们边吃边拉，吃饱了就卧下反刍，好像在沉思。眼神里透着一副与世无争的神态。我认真练习筛草，让饲草能在筛子的晃动中均匀地转动，颠簸和翻滚，把饲草里夹杂的土坷垃和灰尘分离出来筛掉，每次少加勤添草料，让它们吃光一槽，再吃下一槽，同时，要在它们吃饱之前，铲掉吃草时排出的粪便。使老牛饭后能卧在松软干净的沙子上静静地反刍。牛身上干净环境也好。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牲畜们渐渐肚子吃鼓了，膘也慢慢长了起来，身上的皮毛也现出了光泽。社员们对我这新饲养员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作者当年的日记本。

上任时，队上共养有一马一驴4头牛，基本状况是；“马瘦，牛弱”，牛在耕地时，经常拉犁走着走着就卧在田间罢工了，鞭子抽也不在乎，总要自作主张地喘息休息一大会儿，才不情愿地在人们拉扯打骂中颤巍巍地爬起来。后来，队里调结构，卖了一驴一牛，报批宰杀了一头老牛。买回一马二牛，车把式跑长途捡回一头几个月大的小驴，合计一驴二马四牛总共7头。买回的马原是坐骑，不擅长拉车犁地，只要跑长途回来一准闹病，为它我与民间兽医老戴都成了朋友。新牛“山崩子”是头未驯服的山牛，第一次套车五六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搞定，出去后，一通乱窜还撞伤了杨副队长，到我离任也只有两个车把式能驾驭它。另一新买的花牛则是典型的“滑头”，吃的肥肥干活不出力，拉车装多了，它和你转圈；犁地豁子深了，它绷着四条腿，看似很卖力就是不往前走。当初，为自己设定的离职目标是养到牛肥马壮，而卸任时却未能很好地实现。讲客观原因，一是配置不甚合理；虽有7头牲畜，真正顶杠干活的只有一马二牛。再者就是制度问题；社员借牲畜干私活没有约束，且用得太狠，导致听话能干的牲畜经常处于过度疲劳的亚健康状态。我能把它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虱虫，却不能掌控它们的工作休息时间。我能尽力让它们吃饱喝足，却不能让它们吃好。

但可以慰藉的是，当年老牛们罢工的场景没在我的手中重演。冬闲时节，队里出车拉脚的天数和收入比前一年提高了近一倍。

饲养员工作持续做到来年6月，期间我的脾气见长，发现车把式外出拉脚用鞭杆揍肿了马屁股，回来我就和他理论；老牛们干活有些偷懒，有社员用棍棒狠狠教训它们，虽是小事一件，我却心里很不爽。尤其收工后，劳作了一天的牲畜们还未歇过劲吃饱肚子，又被一些社员借去为自家盖房修房拉土拉坯拉石头，还多拉快跑，让我尤为不满。年轻人不爽和不满，脸色就会不好看，或许还会讲些不太中听的话。这时，自己也认识到，该下课了。适逢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段，吴队长带着他的宏伟蓝图黯然去职，我也顺势辞去了饲养员工作。

一个月后，公社分配到一个招工指标（唐钢运输部），公社朱殿泽书记指名道姓“让杨庄当饲养员的小侯去”，可惜最后阴错阳差没去成。大队书记鲁山后来把我列为重点培养的党员积极分子，民兵连长刘江安排我做了半脱产的文书。后几任队长在劳作分配上也对我十分照顾和信任，甚至有新队长三番几次动员我重操旧业，虽婉拒，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满足。社员们待我一如既往，过节或家中做了好饭一定拉我去蹭吃喝。回首往事，当饲养员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了大家对自己的理解和认同，是我最大的收获。

知青饲养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