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自平

我是1970年回乡插队的。那年，编辑《唐山知青纪事》时，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回顾回乡那5年的蹉跎岁月，可惜至今也没能完成。其实，我有难言之隐，再说句透底的话：我这个“知青”忒不地道、忒不靠谱，与那些怀揣报国之志、一心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知青战友们相比，我那点事儿真是不足挂齿。这次编《我们的青春》机会难得，斗胆凑个数。

2016年，冯自平（左）和同班知青史庆亨骑自行车回乡。

我是上小学先后在西中心街小学菜市小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们就地闹革命，胡闹了一年多。1968年秋天，全班同学都接到了唐山第四中学发的《录取通知书》，集体升入中学，唯独我没有接到《通知书》。全家人盼星星盼月亮，直到开学那天也还是没见到录取的讯息，这才死了心。那天晚上，爸爸流泪了，他对妈妈说：“1957年（爸爸是车轴山中学工资最高的教师）定我右派开除劳教，我心里不难受，觉得那是组织定的，自己肯定有错误，我认。可这回不让孩子上学凭啥，又没考试又没上课，全班集体‘小升初’，为啥不要咱家的孩子，孩子有啥错！指定是沾了我这个‘右派’爸爸的光。”当时，我也号啕大哭，心如刀绞。后来，我回老家拾柴割草，“逍遥”了一年。那时候，我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同学和小伙伴们，觉得自己低人一头、矮人一等。

1970年4月8日，一辆“嘎斯”卡车，拉着我们所有破烂家当，还有我和我苦难的父亲、母亲，由唐山市回到了老家滦南县冯狗儿庄。我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在唐山生活了17年。那年一家人全部失业，万般无奈，只得回乡务农，老家距唐山不到50华里，过了沙河还有15里的土路。那时候，沙河还没有架桥，河床坑坑洼洼，汽车晃晃悠悠、颠颠簸簸，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过了沙河就是到了家，今生今世再不踏唐山市区一步，永远不回去了！唐山留在我记忆里的除了痛楚就是眼泪！回乡后，我没有知识青年的名分，更没有知识青年的待遇，很快就成了一个皮肤黝黑，满手老茧，操着一口地道乡音呔话的农村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