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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答应和我见面，陪我去的是我的工友成子，成子和他是发小，这样一来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把我们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烤肉店。

他戴着一副宽而大的墨镜，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一只大口罩把鼻子嘴巴捂得严严实实，一顶棒球帽紧紧箍在头上。他提议换个地阶儿，说忍受不了烧烤的味道，看不了烤肉的焦煳和从烤肉上滴下的油汁在炭火上滋滋燃着的蓝火，这些会让他想起在那场大火中烧死的弟兄们。他从不吃烧烤，也不许他的家人吃烤肉。

他让我隐去他的真名实姓，按东矿人称呼人的习惯，我称他刚子。（就是在人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加上个“子”字，一来好记，二是显着亲切。）

刚子摘下墨镜、口罩和棒球帽：“咱们在内蒙古兵团虽然不是一个师的但也是战友，既然是战友，我就无所谓我这副尊容了。”我打量他一番，心立刻揪了起来，浅紫色的疤痕锯锯连连覆盖着左半张脸，左眼浑浊，眼仁发白，如同死鱼眼一般，后脑勺一块拳头大小的疤瘌泛着幽暗的疤光。我明白了他平时穿戴的良苦用心。

成子跟他说，我去宝日格斯台凭吊在“五五”大火中遇难的69名兵团战友的纪念活动刚回到唐山。刚子惊讶地看着我，然后，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啥时候去的？是谁组织的？现在宝日格斯台怎么样？烈士陵园是否还在原地？”我把手机里存储的纪念现场的视频给他放了一遍。二十多分钟的视频看得他一边抹眼泪，一边叨咕着：“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成子递给他几张餐巾纸，他说能不能把这视频转发给他，我说当然可以。

我一一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这次活动是5师战友作家老鬼在7月5日组织的。他连连点头：“我知道老鬼，他叫马波，是《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儿子。他写的《血色黄昏》、《烈火中的青春》我都看过，书里的故事真实可信，没有杜撰虚渺的东西。前些年，他来过东矿，采访东矿在那场大火中烧死的9名知青的家庭，可惜我有病在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没能和他见面，真是遗憾。”

我们所说的是1972年5月5日那场大火，我过去所知道的都是在书里看到的，里面有道听途说的成分，而真实的场景刚子最有发言权，他参与了扑火，也是那场大火的幸存者，脸上的疤痕就是在那场大火中留下的烙印。

那场大火的发生地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也就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3团4连的驻地。那场大火震惊了全国，周恩来总理做出批示：一定要全力抢救伤员，妥善做好死者的善后工作。自治区领导、内蒙古兵团总部首长急速赶到火灾现场，指导灭火救灾。

服务员给我们上齐了菜，成子把3只酒杯斟满，大家谦让了一番。我见刚子的初衷就是想听他说那场大火的前前后后。

刚子咂了一口酒：“春播已接近尾声，我们没日没夜地干了十几天，把大伙累得够呛，可我们的牛连长还是嫌慢，不住地催促拖拉机手和跟着播种机往播种机仓厢灌麦种的弟兄们，继续加把劲，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完成春播任务，一定要把全团春播第一名的锦旗夺到手。”

“全连人正在吃午饭，辛辣的燃烧枯草的焦煳味涌来，人们纷纷跑出饭堂，呛得人喉咙发紧，不停地咳喘。有人大声呼喊着，‘西边着火了’”。

尤指导员急忙跑进连部，用电话请示团首长。值班的参谋长，另说是一位副参谋长，果断地下达命令：‘一定把大火堵在4连！’接到命令，全连紧急集合，牛连长作了简单的动员，然后，扯着嗓子：‘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有的人从库房抄起铁锹，有的人拿着扫帚，有的弟兄干脆赤手空拳往着火场奔去。连里的农工老高头儿见状跟牛连长说：“几座荒山着火这么多人去救没有价值，这样是会烧死人的，保护好人员、营房和牲畜才是最重要的。咱们只要看住火不往连里烧就行了。火烧到没枯草的地方或遇到河流会自然熄灭。”牛连长把老高头儿骂了一顿，说打火回来开他的批斗会。

我插嘴说：“老高头儿还活着，这次纪念活动是他和另一名幸存者向烈士纪念碑献的花圈。只是老高头儿被火烧的满脸疤瘌，几个手指被烧掉。”

“他还活着？”刚子又一次惊异。“他是我们连赶马车的，那年他也就三十多岁，在草原上风吹日晒，人显得老，所以我们知青叫他老高头儿。”

他接着说那场大火：“跟着播种机往仓厢里灌麦种，一百多斤一麻袋的麦种，一干就是一上午，累得大伙东倒西歪。可盼到吃中午饭，可以歇歇筋骨，一个馒头还没咽净，就跟着人们赶往火场。

后来，听说这场大火的起因，是我们西边一连几个人在山上打石头，把头一天烧过的炉灰倒进灰坑里，灰坑里有不少枯草，致使死灰复燃，酿成这场大火。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的火，大火如同一堵墙似的上柱天、下抵地地横滚过来。5月初的草原枯草有半人高，蓬蓬松松，没有一丝水分，见火就着，大火苗子有两丈多高。离火老远，阵阵热浪扑涌过来，只觉得浑身的血被烤干，浓烟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眼被烟熏得跟瞎了一样，好像被装入被烧热又密封很严的罐子里。

我们副指导员杜恒昌安排机务排让拖拉机挂上铧犁把西面、北面的防火道再打宽些，然后，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大声呼喊：让大家撤下来，但风声和火的呼啸声没起到任何作用。

杜恒昌是1968年插队到西乌旗的北京知青，上高中时就入了党。43团组建时，在附近插队的知青纳入兵团，杜大哥被充实到4连任副指导员。他是我们知青的主心骨，我们有啥事都愿意跟他说。他来草原比我们早3年，在草原上打过火，比我们有打火的经验。

刚子用餐巾纸擦了一下鼻子：“你们见过飞蛾扑火吗？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些人没有打火的经验，只凭着一时的冲动，一个个像飞蛾扑入火中。”

杜大哥用衣服裹住头，闯入火中，从大火中带出十来个人，然后，又一次闯了进去，又带出浑身是火的人，第三次，他再也没能出来。他带出火海的人，被他的举动感染了，也随着冲入火中救人，大部分人没能活着出来。

烟熏火燎，我栽倒了，不知是谁拽着我的脚把我从大火中拖了出来，我左半拉脸的疤瘌就是被拖的时候在燃烧的灰烬中磨破的。我清醒过来挣扎着坐起，我的天啊，满眼都是焦黑，我旁边横七竖八躺着烧得辨不出模样的人，他们身上的棉衣、棉裤冒着黑烟。有的已经死去，有的不住地呻吟。我脱下棉衣，听老职工们说，棉衣里面的棉花沾上火不起火苗，而是往里面洇着灼烧，人一旦失去知觉只能任棉衣里的棉花灼烧，直至把人烧死。野火是罪魁祸首，棉衣里的棉花助纣为虐。

大火已经远去，被烧死的人如同过火的麦个子，冒着黑烟，一堆一堆的。‘彩子’就躺在我的身边，她当时没死，脸烧得焦黑，只能听她的呻吟声才判断是她。她跟我要水喝，天哪，满眼的焦土去哪儿给她找水呀，再说，我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整个脸疼得钻心。我他妈的是个混蛋，如果说当时把她的棉衣扒下来，兴许她不会死，但我没敢这么做，我怕人家说我是流氓，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面前，现在想起恨不得扇自己的嘴巴。

刚子眼里溢满了泪水，哽咽着。成子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擦了擦眼泪：“‘彩子’小我一岁，是我家邻居，我们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见我报名来兵团，她坐不住了，也就报了名。临来兵团，她妈一再叮嘱我，要我照顾好她，以后让我们在内蒙古成个家。她家成分高，从小就胆小怕事，那天，她怎么这么大胆子，跟着去打火。我回来了，可却把她撂在草原上了。

还有跟我一起长大的‘大来子’那天开着‘铁牛55’往地里送麦种，见大火过来，他试图开着拖拉机把火压灭。拖拉机的轮胎禁不住火烧，4个轮胎全部爆了胎。大火过后，‘大来子’依然保持着驾驶拖拉机的姿势烧死在驾驶座位上。

最可人疼的是‘小来子’，到兵团时刚满16岁，是我们连最小的知青。他个子小，身板弱，连里为照顾他，安排他在炊事班烧火。打火本来没他的事，他抄起烧火的铁锹，也跟人群去打火，结果没能回来，死时还有18天过17岁生日。”

说到“小来子”，我接过话茬：“在宝日格斯台的纪念活动，按组织者老鬼的提议，凡参加凭吊的兵团战友，要呼唤一名死难者的姓名。我是唐山人，自然要选唐山籍的战友，我挑选了张振来（小来子），当拿到‘小来子’的简单资料，看到‘小来子’的遗像，我眼泪流了出来。他一副娃娃脸，剃着小学生头式，特别稚嫩。当我准备从乌拉盖（6师师部）启程去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凭吊死难的兵团战士，我在《唐山知青》微信群里发了微信，立刻引起关注，知青朋友们要我带去对这些烈士的敬意和缅怀。想起唐山知青们的嘱托，我大声地呼唤：

‘张振来，男，16岁，唐山人。振来兄弟，我代表唐山兵团战友，唐山全体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看你来了，愿你在这片草原上安息吧。’”我从手机里找出呼唤‘小来子’的视频给刚子放了一遍。

“去宝日格斯台，我不知道，咳！错过了一次机会。我应该去给杜恒昌大哥和死去的弟兄们烧些纸，去看看‘彩子’、‘大来子’、‘小来子’和我们东矿的弟兄们。”他问我，东矿的死难家属去人了吗？我告诉他，只有陈玉玲的弟弟去了。我又说：“你们连的塔拉为别人脱绵衣烧掉了10个手指头，这次她也参加了纪念活动。”

他沉默了好久。成子给他续了酒，我给他夹了几箸菜，他朝我们一笑，脸上的疤痕在酒精的作用下有些发紫，笑得有些狰狞。

“下午4点多钟，几架直升机载着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把我们十几个人转到锡林浩特，转运途中又有3名伤员死去。我和其他伤员又被转运到北京。虽然北京医疗条件好，但没有现在治疗烧伤的水平，不然，我不会有这样可怕的模样，不管怎样，保住了小命，苟且偷生吧。”他长长叹了口气。

“3个月后，我回到连里，听到很多更可怕、更痛心的事。7号那天，69副棺材运到连里，69具尸体摆满了机务排的库房。有的皮开肉绽，有的肠脑涂地散发着恶臭。督战的师、团干部催促着弟兄们把每具尸体缠上白布，在死者家属到来之前装殓入棺。确认尸体又成了问题，个个烧得焦煳，辨不出张三李四。辨认‘小来子’时，有的战友说，‘小来子’口中有颗虎牙，把他的嘴撬开，才做出的判断。有位女班长，仅凭着同宿舍战友的记忆，以裤带勒着的花裤衩残片被认定。‘大来子’烧死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位上，人们把他从拖拉机上弄下来，座椅、靠背、方向盘上沾满了他的皮和肉。装殓‘大来子’费大劲了，因他保持着驾驶拖拉机的姿势，胳膊前伸，双腿弯曲，弟兄们哭着喊着：‘金来兄弟，对不住你了。’硬把他塞进棺材里，胳膊和腿掰得嘎巴嘎巴地响。装殓死者的弟兄们的衣服、手套沾满了人肉、人皮、人油。

装殓死者的同时，师、团组成几个工作组，赶赴集宁、唐山、赤峰、呼和浩特、锡林浩特告知死难者家属。紧接着，又在4连召开了几次现场会，要求所有人要和上级的口径保持高度的一致。不许说出打火和装殓死者时的经过，不许与死难者的家属单独接触，否则按反革命论处。”

刚子抽泣着，我和成子劝他，已经过去40多年了，不必太伤心了，要过好以后的日子。他擦了把眼泪：“咳，不由得你不想啊，1971年7月28日，我们东矿去兵团5师是满满的一车厢人，分到4连10个人，可不到一年的光景，9名一起长大的弟兄埋在了草原。”

“那时候，我们东矿是个穷地方，我们这帮人的祖辈、父辈都是‘做窑’的，没有社会背景，没见过大世面。一般的家庭孩子多，生活困难，听说兵团能吃饱饭，还发军装，才报名去兵团的，就是能吃饱饭……”他又长叹了口气。

他又接着说：“‘春子’他爸一辈子老实巴交，只知道‘做窑’，听说‘春子’出了事，当时就瘫软了。当赶到宝日格斯台，要看看坟里埋的是不是自己的儿子，遭到一位陪同干部的斥责，说这些人是要追认烈士的，掘烈士的坟跟反革命有什么两样。吓得他爸没敢再言语。”

成子插话：“人都烧得焦煳，是不是有整错了的？”刚子说：“保不齐。还是人家集宁、锡林浩特的死者家属横，揪住牛连长、尤指导员挥拳便打：‘为什么烧死的都是知青？你们现役军人怎么没烧死？没烧伤？’

团里的干部们都蔫了，那个发布‘一定要把火堵在4连’命令的参谋长打好背包，准备去坐牢。

6月12日，一则《壮志凌云》的通讯报道在《内蒙古日报》上刊出，烧死的弟兄们全都被追认为烈士，是团员的追认为党员，是群众的追认为团员，杜恒昌等4人追记一等功，‘大来子’等11位弟兄追记二等功，其余的追记三等功。凡参加打火的给记三等功，受伤的记了二等功，给我记的是二等功，临回唐山我入了党。

师、团向上级呈报，为我们4连授予‘英雄4连’称号。很多死难家属提出质疑，荒唐的决断、荒唐的行动、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凭什么授予‘英雄4连’的称号？在一片反对声中，不了了之。”

我插嘴说：“7月5号那天，你们4连参加活动的人大都穿着一件印有‘英雄4连’的红色T恤衫，在活动现场很抢眼，很多参加活动的人表示不满。老鬼事后跟我说，这是对无辜死难者的亵渎。”

刚子说：“是亵渎。”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啥时候还组织纪念活动？他一定去参加，给杜恒昌大哥、“彩子”和东矿的弟兄们烧些纸钱。他提醒我，到时一定要通知他。

成子问我们去内蒙古兵团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刚子说：“世上哪儿有卖后悔药的啊。”

我见他脸上的疤痕有些发紫，问他酒喝好了吗？他说：“差不多了我不敢多喝酒，我女儿说我喝了酒像魔鬼。你们看我像魔鬼吗？”成子我异口同声：“不像。”我们说他不像魔鬼肯定是违心的。

当我提笔写我们之间的谈话和那场大火时我想起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写的一段话：“……这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名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我们没有理由忘掉苦难以及强加给我们个人整体身上那种铭心刻骨的烙印。我由此想到“青春无悔……”